（续前期）要真正「安居乐业」谈何容易？因为共党就在你身边。当共产党出来阻止改革导致矛盾激化而发生激烈冲突时，难免波及香港，因为香港不但在共产党身边，而且即将被共产党统治。
中共政改迟缓 引发各地学潮
中国政制改革的启动，其「理论根据」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得到政治局的通过。中心是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即使谈不上自由民主，也必须权力制衡。但是随着一大批老干部平反复出，进入权力中心，政治改革的声浪就越来越小，因为他们要「补偿」文革期间大权旁落的「损失」，因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日益加强，以「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合理借口。
政改的迟缓，以及因为经济改革带来的金权交易，引发青年学生的不满。这时文革刚刚过去不久，创伤仍新，甚至还没有愈合。媒体因为对文革的反思，在意识形态上也就比较活跃，也引发老干部的不满，尤其某些老干部及其子女要大捞一把的恶形恶状引来抨击。所以1985年开始陆陆续续引发各地的学潮，尤其北京1986年元旦的示威。
当时也有一批老干部是同情这些学生的，因为他们经过文革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反省，以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等为代表。就是被称为「第二神学院」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运动也很活跃，我的老师胡华，这位延安的老革命，也站在校门口迎接游行回来的学生。
1986年的学潮，也产生了影响学潮的精神领袖，以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为代表。1987年1月香港《解放》杂志的创刊号，就放上方励之的头像。那时，从广东移居香港的记者曾慧燕采访中国学潮，也首次访问了方励之。
自由化分子全盘皆输
当时反对改革最力的是陈云，他主要在经济问题上抹黑，例如出现伪劣商品；其他反对政改最力的还有王震、薄一波，乃至李先念。包括邓小平子女在内的红二代，都开始在商场大展拳脚，他们的父兄怎么愿意削弱他们高度集中的权力？
1986年，邓小平号召「打虎」，胡耀邦拿了红二代开刀，例如人大副委员长叶飞的女儿叶之枫（16年徒刑）、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枪决），叶案首犯张长胜父亲也是将军，向老上司李先念求救，还是没有办法。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世英也被胡耀邦用计调开胡乔木而在家里被捕；当时盛传的还有人大委员长彭真的女儿傅彦、薄一波小儿子薄熙成也都有事。而邓小平大儿子邓朴方成立的康华集团更是远近闻名。胡耀邦敢于触及这些权贵，是他必将下台的重要原因。
此外，1986年，邓小平为废除终身制制造舆论，就像邓小平「打虎」那样，胡耀邦也信以为真，竟然表示，邓小平先退休，他接着也会退休，从此失去了邓小平对他的最后信任。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动员老干部叶剑英、陈云、彭真等主动写信请辞带动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但是他自己留下例外。
▲八零年代邓小平启动中国政改，最后的结果却是打压自由化分子，最后引发八九学运与六四天安门事件。Getty Images
1986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关于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进去，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坚决反对，在相持不下之后，邓小平亲自拍板施压而加进去，最后暴露邓小平反对政治改革的真面目。陆定一也从此被邓小平冷冻在政协里。
陆定一于1996年病逝，我还在香港《经济日报》写文章纪念。文革考验了许多中共老干部，当年是真正为理念而参加革命，还是为个人利益；当然，革命过程中有人由理念变为利益，有的人由利益进步为理念。最后的表现是主要的标志。陆定一最后的表现，乃至周扬最后的表现，我都给予肯定与谅解。反之，邓小平就走回头路；王震则一向就是土匪。
1987年1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生活会」上被批斗而辞职，宣告政治改革的破产。同时，邓小平还亲自点名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而开除他们的党籍；据说邓小平是把《人民日报》的王若水搞错为王若望，所幸两人也都是自由化分子，所以也不算是冤案。
中国文艺界 陷入改革与保守之争
中国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在文艺界尤其引起我的关注。因为我本身爱好文艺，也因而看了许多人的作品，而文艺界正是改革与反改革势力交锋的「风口」。例如我一直关注刘宾雁、王蒙、白桦三位「老右派」的动向，后来还冒出引起很大争议的张贤亮等等。
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些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开始出访，香港是一个重要出访点，所以我也有机会与他们接触。最早接触的是白桦，他于1987年11月应邀到中文大学发表演讲。因为在福州见过他，在香港接上线也就容易了，香港作家协会请他吃过饭。我更带他到香港的国民党反共堡垒调景岭游览，其后我还写了篇〈调景岭的冬天──陪白桦「三通」〉，刊在香港作家协会的《作家月刊》创刊号上。白桦后来还来过多次。
接着而来的是张洁，因为薛瑞珍介绍而认识了。那时出访还有「监军」，例如他们的一个代表团就有一个非文艺界人士一齐出来担任要职。我以很隐密的笔法在《信报》写出，此人立即在团内进行批判。我在《信报》专栏写了好几篇介绍张洁，包括她的婚姻。张洁以《爱是不能忘记的》而出名，在当时中国的封闭社会里有所突破。在香港算不了甚么，在中国却是了不起的事，她也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践，与已经退休并且大她二十岁却已经人财两空的退休老干部孙友余结婚。他是第一个被点名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进驻高校的工作队队长。
1984年认识了上海作家戴厚英，那时她以个人历程为背景的新作《流泪的淮河》第一部《往事难忘》在香港的香江出版社出版。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去华师大教书时，她毕业了，完全没有交集。她一度是文革的争议人物，初期很左，被叫做「左棍」，但是在负责诗人闻捷的项目组时，思想有了改变，甚至与闻捷恋爱。与自己的「专政对象」谈恋爱，当然是大逆不道、丧失政治立场的大事情。她受处分，闻捷自杀。她写了《诗人之死》、《人啊，人！》、《空谷足音》等，展现了她的人道主义观念。但是还有人一直抓住她的「左棍」不放。我为她打抱不平。
当时华东师大同学会有一个聚餐欢迎华师大四位代表访问香港，也有人通知我，除了吃饭费用，还要集资买礼物给他们。因为后者，我不赞成这种强迫性质，所以没有参加。戴厚英出席了，回来后在我面前大骂他们，原来四位代表没有一位是教师，全是党政干部，因为由他们自己决定出访名单。不但如此，这些干部发言还要华师大的校友们在香港必须爱国云云。戴厚英当场跟他们干上。我庆幸没有去，否则花了钱还要听他们的训话，何苦来哉？
八九学运爆发时，戴厚英在上海，戴厚英抨击上海市委查封《世界经济导报》。我给她写了信，她也有回信，为胡耀邦的逝世失声痛哭。1996年8月她被歹徒杀害，我却忙着应对九七到美国与加拿大为自己的移民探路，没有时间为她写悼文，内心一直感到歉疚。
1988年8月，刘宾雁与台湾的陈映真在香港大学对话，戴晴也来了。香港人很熟悉刘宾雁，甚至有出租车司机载了他不肯收钱。但是我更关注的是戴晴，这从她与历史学家黎澍的对话开始，后来陆续看到她在《世界经济导报》的政论文章，以及她的一些文艺作品，加上她是叶剑英干女儿的身分让我好奇，因此决定采访她。文章定名为「追踪戴晴」，刊于九月号的《明报月刊》。此后与戴晴还有多次接触，尤其在关注建设三峡大坝的争议以后。
后来有人说戴晴是国安部特务，我也毫不讳言问她这点。她说那是她在哈尔滨工程学院毕业后到总参三部工作时，那是从事技术情报。她后来转行写作，支持中国的政治改革，但是支持新权威主义，以及对六四的看法，也引发许多争议。
改革派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激烈交锋没有停止过。1988年6月播出6集电视纪录片《河殇》是主要标志。它由中央电视台制作，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反响。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王震多次痛批该剧，甚至扬言共产党用两千万人头拿下江山，谁要颠覆，也得拿出两千万人头。王震还把矛头指向接任总书记才一年多的赵紫阳，成为后来六四残杀的序曲。这期间，我对王震的批判也不遗余力。（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