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1989年4月15日北京公布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时，我与张五常教授正好在深圳。与往常一样，我们在深圳是住在新都酒店，那是比较新的酒店，一位叫做梁太的香港人经营，而且离火车站很近，走几分钟就到了。那天中午，我们在新都的酒楼饮茶后，就准备退房回香港。但就在饮茶当中，深圳的一位同事赶来告诉我们，胡耀邦逝世了。
「六四」前 香港山雨欲来
张五常随即回房间打电话给方励之。方励之那时已经从合肥调回北京。我们1988年访问北京时，见到过他。鉴于当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不下去，民心浮动，教授已经敏感地担心北京将发生大事件。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中译布什，港译布殊）在该年3月访问北京时，北京不顾国际礼仪，以流氓手段阻止方励之出席布什的国宴，可见他们对方励之已经仇视到甚么程度，因此教授担心中共会拿方励之开刀。为此电话中希望方励之无论中国发生甚么事情，都不要出来讲话，以免遭殃。
回到香港后，一路注视北京事件的发展，香港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游行。我住在珠城大厦，是游行队伍进入维多利亚公园集合必经之路。也是那时，对长毛（梁国雄）有更多认识，因为他一定带领一个小队伍从楼下高呼口号走过，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知道有游行了，就会赶快收拾东西，然后赶去维园。我也是热血沸腾，几乎没有一次缺席。包括5月20日八号风球（强烈台风全城放假）高挂的那场游行。
那时，有两批北京的朋友正好在香港。一个是我们请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的朋友李忠凡与王丽莉，张五常教授与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教授夫妇1988年访问北京时，就是他们接待的，我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我们也邀请他们访问香港，了解香港。还有就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应邀到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
因为北京的事变，我们邀请的代表团无暇游览香港，很多时间都在电视前面关注北京局势的变化。5月30日是我的生日，本来准备请他们好好吃一顿，至少吃个生日蛋糕。但是我们毫无心情，结果是在一家面馆随便吃吃过了我的生日。他们在六四屠杀前就回北京了。金观涛夫妇访问时间较长，在香港的电视看到北京的屠杀情况。北京说金观涛指挥了那场学生运动根本是胡说，因为学运期间他们在香港。
当时我的忙碌，就是帮他们「翻译」香港有关学运的电视新闻，因为他们听不懂广东话，我几乎每天给他们翻译，那时新闻有许多的回放，我们不断重复地看，唯恐遗漏甚么。5月下旬，有一天带他们在中环汇丰银行总部参观时，银行电视屏幕上股市报价突然暴跌，原来那时香港记者致电住在北京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的张朗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汀之子，也是高干子弟），这时正好国安敲门进来找他，他在电话里就说：「他们进来抓我了。」消息传出，以为北京开始抓人了，导致股市暴跌。其实国安只是找他了解情况，并未抓人。后来张朗朗来香港，我还拿这事开他的玩笑。
香港两次百万人大游行
5月下旬，香港有两次百万人大游行，一是5月21日，因为5月20日晚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香港直播那晚的党政军大会，李鹏的恶形恶状导致第二天全城爆炸。第二次是5月28日，那是全球华人大游行，所以香港人也倾巢而出。这两次游行我都有参加。香港支联会就在5月21日那天成立，那时关注的各界社会人士很多，最后还是长期从事社会运动、而且具有组织能力的司徒华掌控了这个组织。
香港人会这样关心中国的政治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人约有一半来自中国，几乎都是逃难来的，自然与中国人有同命运、共呼吸的感觉；一个是97年香港即将「回归」，所以香港人急切希望中国民主化，否则香港将凶多吉少。
胡耀邦逝世后，面对中国政情的急剧变化，我写了好多文章，都是激烈抨击中共的强硬派，因此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也很知趣地没有再踏进中国的大门，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人身安全做赌注。有一位到北京洽谈生意的港商，某晚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联播节目批判「外部势力」如何煽风点火时，列出几篇香港报章上刊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我以「凌锋」笔名刊于4月27日《明报》的文章「胡耀邦祭」。他回到香港后，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一位朋友，叫他转告我，绝对不要进去。（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