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学运爆发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定性为「动乱」，我遂肯定中共必然会秋后算账。因此已经无法「见好就收」，除非中共做明显的让步。我也认为中共会镇压，但是没有想到是出动野战军包围北京，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坦克出动 中共造假
6月3日晚，接到中资公司一位王姓朋友的电话，告诉我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于6月3日中午从家里出去买菜后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从北京传来的卷入学运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第一宗的失踪消息。第二天我在凌锋专栏之外用本名给《经济日报》写了曹思源在屠杀前就失踪的消息，以免在混乱中说他是被乱枪打死的。文章于6月6日刊出。
夜里，北京响起枪声，10点以后电视台报导一批死伤者送入复兴医院的报导，接着其他医院也有类似消息。那时医院还比较敢讲话，哪里像后来遇到某些事情就推说不知。这不可能造假，就凭这点，就知道所谓没有死人，与后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说只死了23人是满口谎言。
凌晨，除了在沙发上打一下瞌睡外，一直开着电视机观看新闻。然后看到一早北京市民涌到街上，当然继续被枪杀，使人寒心。下午，再接到那位王姓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冒险出去绕了一圈，看到西郊木樨地一排空无一人的军车被人放火烧了。我们估计木樨地事件是官方所为，用以栽赃给市民，果然后来确是如此。这天，电视还报导坦克从人身上辗压过去的消息，更使人吃惊。后来我专门求证，的确有朋友的朋友亲眼看到那些「肉酱」。
6月4日上午还传出天安门广场火烧尸体、焦味四布的消息。我打电话给戴晴，确认她的安全，她告诉我她退党了。戴厚英那天不在，第二天才通上话。6月4日下午，支联会在跑马地马场召开大会，我虽然有许多稿子要写，还是出席了。这是我到香港十几年来第一次进入马场，不是为了赌钱，而是政治议题。
我写评论很快，因为以我在中国居住21年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共的认识，所以反应很快。六四前后，我每天的凌锋专栏有《经济日报》与《东方日报》，此外，在《经济日报》、《明报》、《星岛日报》、《快报》的评论版也用凌锋与林保华的名字写较长篇的评论，第二天就可以见报，比副刊小方块的专栏及时。
香港成为营救大本营
隔了一阵，支联会参与救援的六四学生与知识分子陆续抵达香港，他们有学运领袖吾尔开希与四通公司负责人万润南。第二天我从那位王姓朋友那里知道了。因为许多人还没有来到，所以我没有「独家」报导这则消息，担心地下信道被中共堵死而危及其他人的安全。但是隔了几天，消息还是走漏了。美国一家通讯社刊登了独家消息。为此，我在6月28日的《明报》写了篇〈新闻从业员要顾大局〉说：「如果我们抢先发表消息而导致其他民运人士因而无法逃离大陆，甚至在离开前的一剎那而功败垂成，甚至丧失他们的宝贵生命，不知诸位新闻工作者，心里会有何感受？」
▲1989年6月4日下午，香港支联会在跑马地马场召开大会，估计有50万人抗议中共以军队镇压民运。Getty Images
又隔了一阵，亚洲电视新闻部的戚香莲打电话给我，说她拿到了严家祺的一则声明，不知真假，问我能否认出他的笔迹？我没有看过他的字迹，所以推荐她去中文大学找金观涛。
但是那时逃到了香港的「名人」，港府与支联会都不愿他们曝光，因为中国政府会向港府施压，使他们很为难。当时港府的第一责任是为他们在国外寻找落脚的地方。当时主要由法国来收容。不过他们后来在法国也出现许多纷扰。
六四爆发时。中国一位游泳选手杨洋正好在香港，他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屠杀场面，怎么敢回去，便向港府寻求政治庇护。正在港府为他寻找愿意接受的国家时，一位在香港的汪姓海外民运人士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此事，藉以表明这是民运「策反」的功劳。事情一公开，中国政府的压力就来了，因为香港与中国政府有个协议，在香港逾期居留的中国来客或偷渡客，被捕后第二天就要被遣送回去，中国政府一定得接受。于是中国要求港府遣送逾期居留的杨洋，事情曝光，港府基于人权考虑，更不能遣送回去，于是中国拒绝接收其他偷渡客。当时每天遣送回去的大约有一千人左右，几天下来，几千人就把香港全部拘留所与监狱占满。最后是中国让步，再度接收这些人，否则香港必然大乱。
当时我在深圳报界的一位胡姓朋友，很崇拜张五常而与我认识了。六四后，张教授也在陈希同的报告中被不点名批判，这位朋友因为也曾经写文章赞扬教授，紧张之下，到了香港向我求救。当时我认识支联会成员的郭少棠教授，就找他想办法，由他介绍到支联会，后来去了法国。因为他不是北京民运圈里的人，因此到了法国，被民运人士怀疑是特务。
中共输出假民运真特务
另一位是邓朴方康华公司的人，原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说参与民运逃来香港，找到金观涛要流亡外国，金观涛找我，我与他见面，把他也介绍给郭少棠，结果也去了法国。九七后我移民美国，在纽约一次民运会议上，主持人报告我在场，后来我知道这人也在场，为何不来与我这个「救命恩人」打招呼呢？后来从其他朋友那里听说他们对他的身分非常怀疑。
让我清醒的是，某次有人介绍我与一位姓邓的跛脚人士认识。他说是刘宾雁的朋友，还带有他抗议六四屠杀在香港报章刊登的广告，他更带有一批六四屠杀的血腥照片，那是在报章上没有见过的。所以开始我也很相信他，他也经过我就认识了一些我们圈内人，因而也到了法国。我后来怀疑他，是因为我向在美国的刘宾雁求证，他说这人仅仅是他在北京组织的写作班的一个学员而已。他积极与各界人士接触也使我产生警觉，而他名片上刊登的公司地址，竟然没有这个公司。这才使我判定他有问题。我赶紧把情况告诉了司徒华。他说，法国那边也怀疑他了。
后来我到了美国，才进一步知道，借「六四血卡」而取得美国居留权的，就有一些中共有意派进来的。其中在华人做到高层的，并且与各界有广泛联系的一位，我与他也有一面之交的，在陈文英双面谍事件曝光后突然回到了北京，就此没有再回到美国。（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