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渭水先生在1921年11月把台湾的问题当成疾病，写了一份诊断书和处方笺。虽然已过了将近百年，但其所述病症竟大部分和现在类似而值得深省。他当时写下的现症是「道德颓废、人心浇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贫瘠、风俗丑陋、迷信深固、顽迷不悟、罔顾卫生、智虑浅薄、不知永久大计、只图眼前小利，堕落怠惰、腐败、卑屈、怠慢、虚荣、寡廉鲜耻、四肢倦怠、惰气满满、意气消沈、了无生气」。
这些问题现在已明显改善的，可能只有卫生一项，不过这些症状也可拿来形容大部分国家，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台湾只是在某些项目可能比一般国家严重，而更值得努力改善。
台湾经济症状：「腹壁发皱」
倒是蒋先生写的一项主诉虽和现在的情况并不相同，却和现在的一项重要症状呈有趣的相似。他写道：「诊视腹部，发现腹部纤细凹陷，一如已产妇人、腹壁发皱，留有白线。这大概是大正五年欧洲大战以来，因一时侥幸，腹部顿时肥大，但自去夏吹起讲和之风，腹部即染感冒，又在严重的下痢摧残下，使原来极为扩张的腹壁急遽缩小所引起的。」
▲蒋渭水为日治时期的医师与民族运动者，曾创立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民众党，是反日本殖民运动中重要的领导人物。公有领域
这项症状指的应是短期成本和景气波动所造成的后遗症。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短期的景气繁荣，台湾经济因为这个机会而吃胖了。但战争结束使需求减少景气下滑，浅碟子的台湾经济自然又变瘦。问题是，已经撑大的肚皮却缩不回去，而使腹壁发皱难看甚至会造成其他问题。这种景气或需求变化带来后遗症的现象甚为常见，但在台湾人「不知永久大计，只图眼前小利」的习性下，台湾人有强烈一窝蜂抢短期利益的倾向，因此也就常因需求的变化而留下各种成本和后遗症。
例如：陆客大量来台之前，台湾人民早知中国可能拿旅客人数作为胁迫台湾的政治工具，当时也早有中国藉管制旅客来「处罚」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但台湾人还是为无法长期确保的陆客而大量投资相关设施，以致现在留下很多负担，却不怪自己、不怪中国，而怪政府不为了这些短视业者的利益牺牲全民的利益和意愿向中共屈膝。其他产业也常有这种自己忽视长期规划，却要政府和全民承担其过度扩张之损失的现象。每次泡沫经济使房价高涨，然后留下严重过剩而价格却非一般人买的起的房子，也是常见的例子。
为何台湾长期薪资停滞？
除了这种短期一再以不同方式复发的「腹壁发皱」症状，目前台湾有一个更长期性且更严重的腹皱症状。这是90年代之前好赚的国际机会造成目前的薪资停滞、产业创新不足，以及部分人民工作意愿甚至机会不足等问题。过去成功或繁荣的情势改变所留下来的后遗症，已成为台湾现在再发展的障碍。
在1980年代以前那30年，世界经济分成三块，以美国为主的自由世界和以苏联为主的共产世界不愿有太多的经贸往来；而两大集团之外的开发中国家，也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太愿和先进国家密切经贸合作。因此主要的国际贸易是发生在自由世界之内。而当时所谓自由世界，主要是由先进国家所构成，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的穷国家，只有亚洲四小龙。
当时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产业发展、教育程度和每人所得已甚高，低技术人力的供给相对不足，所以低技术人力的薪资也已拉到相当高的水平。四小龙低技术人力的比例虽高于先进国家，但当时先进国家有约7亿人口，而四小龙仅约5,000万人口。因此四小龙加入自由世界市场，并没能使其中的低技术人力的比重大幅提高。自由世界中低技术人力的比例仍不高，供不应求乃使四小龙低技术人力的薪资快速上涨而向先进国家的水平接近。这即是「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市场力量（陈博志，《看》杂志，第53期，〈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在说甚么〉，2010年），也是台湾在1990年代之前薪资和所得能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
但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和其他开发中国家陆续加入全球化的国际市场。由于30亿以上开发中国家人口的加入，全球化市场低技术人力的比例远高于以往的自由世界市场，所以在新的全球市场里，低技术人力均衡的平均薪资，势将低于原先自由世界市场的水平。这就使台湾原来已被先进国家和自由世界市场拉高的薪资面对被拉低的压力。
在实际市场运作中，这压力表现在我们的传统产业，因薪资成本高于开发中国家而失去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市场；不少厂商也为降低成本而外移中国等地，而使国内相关就业减少，部分类别人力之失业率上升，使其工资乃至整体平均工资停滞或下降。这也就是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市场力量，把我们的薪资和开发中国家拉近的过程。而这下降的过程，当然比薪资上升产生更多问题，就像蒋渭水先生所看到的增胖之后再消廋所出现的腹部皱折一样。蒋先生所说的又逢下痢摧残，也恰似中国快速发展及政策吸引所造成的大量产业外移，所以台湾面对更严峻的调整压力。
台湾需要「根本治疗法」
然而，台湾大多数人却不明白或不愿接受上述学理，不愿承认有些人的薪资过去被拉得比目前该有的国际水平高而可能须下降，很多人还期待像以往一样的高薪及高薪资上涨率。特别是这段时间台湾又恰好让大量五专改名为科技学院或大学，大学文凭和大学生暴增，而不少学生却不管国际需求和均衡薪资的下降，以及本身所学甚至比以往更不实用的事实，仍期望得到以前之大学毕业生的相对薪资及发展机会。这种期望和现实的落差，使相当多人的就业意愿不足，宁愿在家享用父老在过去好日子里累积的财富。
不明白这改变的商人，也仍习惯于以往靠低薪资而以低成本在国际上竞争的时代，而要求包括引进外劳在内的各种压低成本之政策，而未努力发展在新国际情势下台湾所需要的知识经济产业（请参阅《看》杂志，第159期，〈台湾最缺的其实是企业家精神〉）。政府也常畏于工商业者乃至媒体的压力，而配合降低成本和所谓解决五缺的要求，也就是做各种让既有产业和经营方式可以苟活的政策，而未能更积极发展新国际情势下该有的新产业和政策（请参阅《台经月刊》，40卷11期，〈要从长期发展看待五缺和五加二〉，2017年11月）。
有些政治人物乃至学者专家也因为不明白上述学理，或为了政治斗争，而采取怀古、以古非今、或托古改制的做法，不管外在情势之不同而盲目美化过去，以批评现在的政府、官员乃至年轻人。其结果就是使国人更不了解及不愿面对新的情势，以及努力求新的对策。但沈迷于过去的成果、相信过去的观念以及采取过去的策略，其最好的结果只是停留在过去，也就是不再进步。
就像蒋渭水先生诊断书的主诉，台湾经济因为过去的机会得到一时的发胖，如今机缘改变而留下腹部不健康、不美观的皱折，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情势已经改变，不太可能再把肚子吃胖，即使吃胖也没有真正进步和解决问题。所以蒋渭水先生说要采取「原因疗法，即根本治疗法」，针对「世界文化低能儿」的现况及其原因即「智识的营养不良」，极力改善学校和社会教育。可惜97年后，现今台湾经济政治问题的主要现象和原因，仍然是知识能力的不足，企业没有足够能力创新发展新产业，政治人物和媒体也没有足够的知识讨论和规划适当的政策。蒋渭水先生地下有知，也会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