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日本强震发生后,日本国民普遍惊而不乱,整体社会治安状况出奇良好,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常见的的混乱、失序与抢劫情事。在危机中,日本国民守法、守序的高素质更加明显,并成为国际媒体称许的焦点。
在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媒体展现了高度的新闻专业与自律,冷静而不煽情地报导了相关灾情;除了正确传达政府发布的讯息外,也让所有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日本国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甚么事情。
到底是甚么力量,让日本人能展现如此高度的秩序和自制力?
原因1
「岛国文化」的影响习于「无常」
目前在台大、辅大日文系任教的何思慎教授是日本文化的专家。带着眼镜、削瘦斯文的他,对日本文化如数家珍,偶尔还自然地脱口而出几句地道的日文。他肯定地指出,日本社会之所以能如此理性、冷静,是受到传统「岛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自然环境虽然优美,但缺乏自然资源,可谓「穷山恶水」;再加上自古以来自然灾害就多,地震、台风、海啸、雪灾如家常便饭,还偶有火山爆发。日本人一方面热爱自然的美景,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各种灾害的挑战。
何思慎说:「既然没有能力去改变环境,日本人便学习与灾害共处,居安思危,把天然灾害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时做好防灾准备。」因此,一般日本的建筑都必须通过严格的防震标准。企业公司和学校常举办防灾演习,各级机关、学校平时就备有紧急用的毛毯、食物、水。人们家中也有「防灾包」,装满干粮、水、手电筒、衣物、卫生纸、药品等必须用品。
何思慎认为,也因为日本从古到今频频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人们习见顷刻之间一切化为乌有。因此,日本人相信「无常」,认为美好的事物是不稳定的;也因而产生一种镇定、达观的性格,面对灾难时较有应变能力和毅力,在灾后能以「向前看」的态度,重新振作、重建家园。
日本山形大学英语讲师蔡少玲,从留学时代开始就长年生活在日本。她对于日本人面对地震的「泰然自若」,丝毫不觉惊奇:「日本常发生地震,一般来说,四、五级地震是常有的。所以日本的建筑物都有防震设计,举国上下也常做防灾训练,每年都有防灾日,会像真的一样做演习,包括避难路线都会走一遍。所以民众都知道如何面对地震。大家有警觉,而且不会太惊慌。」
原因2
具「群体性」特质感情不外显
举止温文有礼的台大日文系主任徐兴庆,看上去颇具日人本色,是台湾另一位研究日本文化的权威学者。徐兴庆教授解释,日本人有「群体性」的特质:「日本人作为一个个体往往并不很突出,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团体之内。就连出国旅游也是一样,虽然旅行团的成员间彼此并不认识。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临时组成的团体之中,日本人往往也很守规矩、很有纪律。」
着有《现代龙马何处寻》一书的《中国时报》副总编张瑞昌,曾受聘为《朝日新闻》客座研究员,赴东京深入考察日本文化。内敛温和的他,也谈到日本社会之中,有一种「集体制约」的力量:「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所以有人讲日本是一个『即使悲伤也哭不出声音』的民族。这不是一个世代的影响,是好几个世代积累下来的性格。」
这种文化因子,造就了日本人在灾难来时,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坚忍、冷静,也比较服从的态度。「整个日本社会氛围是──我们可以共度眼前的难关。」张瑞昌如此分析。
创办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的赖世和教授(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出生在东京,16岁以前在日本成长,之后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教。他曾任美国驻日大使,是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赖世和在《日本人》一书中解释,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强调集体,大多数日本人甘愿在穿着、举止、生活方式,甚至思想上都符合集体的准则。日本人尤其重视自己在团体中其他成员面前的「面子」,也重视自己的社会关系,强调个人的公司、政治派系、大学出生和各种私人人际网络。
赖世和举例:美国人往往把自己看作是拥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个人,如一个推销员、会计、卡车司机等,并随时待价而沽;日本人却更倾向把自己看作是某企业公司的一员,如一位在三井贸易公司或三菱重工业公司工作的员工,不论他的具体职能是甚么。
原因3
「耻」感民族名誉是恒久目标
公元604年,日本辅政的圣德太子颁布了日本史上最早的十七条《宪法》,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和」的精神。赖世和与其他学者指出,日本是岛国,人口稠密,环境较为拥挤,需要人们极度自制,而且也要体谅别人。事实上,在岛国若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无处可逃,也没有外援,很可能会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因此以「和」为贵是日本十分重要的核心价值。日本人十分自制,同时体谅别人,每个人都要明白行为举止的「分寸」,以达成群体的和谐一致。
在日本社会中,打扰别人、麻烦别人都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是人们极力避免的情况。所以日本人通常会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负自己该负的责任。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潘乃德(Ruth Benedict)所著的《菊花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二次大战近尾声时研究日本的报告。这本书清楚地剖析了日本国民的性格,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潘乃德认为,西方人是「罪」(sin)感民族,日本人是「耻」(shame)感民族。在日本,别人的评价是个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一个完美的人、自尊自重的人,要明白自己的身分地位、责任与义务,且能严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若做出不合身分地位的事,会造成大家的困扰,招来嘲笑,丧失个人尊严。严重者甚至会自杀,以洗刷耻辱。
潘乃德表示,「名誉」是日本人恒久不变的目标,博得他人的尊敬是不可或缺的要件。每个自重的日本人都必须具有泰然自若及自制的品格,特别「自制」是日本人建立自尊心的一部分,因此,「当洪水侵袭日本村落时,每个自重的人收拾起随身的必需品,迁移到高地去。在这个过程之中,绝没有喊叫、左奔右窜、恐慌狼狈。秋分前后台风暴雨来袭时,人们也表现出同样的自制。」
也因为长期养成自制、合群的技巧与品格,日本人普遍在表面上彬彬有礼、温文儒雅,且不会把真实的情绪表达出来。对于情感外露,无论是愤怒或者欢乐,日本人都十分反感,认为会造成大家的困扰,也会让自己丢了面子,是很羞耻的事。赖世和指出,日本人无论是喜怒哀乐,总是微笑示人,竭力避免感情外露,而且从来不愿断然说「不」。
因此,此番面临突如其来的巨变,日本人还是下意识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尽量不给别人造成麻烦,同时保持尊严,不让情感失控。
这,就是日本人的「沉着力」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