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分配恶化虽是全球化下的大趋势，但我们仍有一些办法可以降低所得分配恶化的程度或冲击。不过在思考各种对策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我们为何要关心所得分配的问题，不能把所得分配本身或所得分配的统计指针直接当成政策目标，否则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使表面上使所得分配改善，实际上却可能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恶化。
问题来源：悲贫或仇富？
人们至少因为三种主要的原因而关心所得分配问题，第一是出于慈悲心而认为有人太穷是不好的事情；其次是出于嫉妒心而讨厌有人比自己有钱太多；第三是担心贫富差距太大会造成社会的不安。我们思考所得分配的对策时，应该想清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而由那些基本目的去分析问题的严重性及对策的有效性。然而学术上和统计上各种所得分配指标都常为了方便取得数据，以及为了指针在数字上的客观与精确，变成只是衡量相对所得高低的分配，而忽视绝对所得的高低。这种忽视也使关心所得分配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慈悲的动机，无法在多数所得分配指标中显现。而不少人也因执着于统计指标而忽略了重视所得分配的真正原因，以致在政策主张上忽视了慈悲这项最重要的因素。
最简单常用的所得分配指标，是最高所得阶层平均家庭所得与最低所得阶层平均家庭所得的倍数。我国近年所得最高那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所得，约为所得最低那五分之一家庭平均所得的六倍，很多有关所得分配的争议都围着这项比例的高低而讨论。然而这项倍数衡量的只是相对所得，并未能表示所得最低的那些家庭是否吃得饱、穿得暖，以及能让他们的小孩得到适当的教育等等。若某国高所得者所得增加三倍、低所得者所得增加两倍，而使这项指标由六变成九，由指标来看所得分配当然恶化，但从慈悲的立场，后来的状况可能更符合我们关心所得分配问题的初衷。更复杂的相对所得分配指标，也都有同样未能掌握低所得者之痛苦的问题。因此关心所得分配的分析，常要同时考虑贫穷线之下，或者所得低于某个绝对水平之人数比例。
可惜有很多以所得分配为理由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却常忽略了所得议题的慈悲动机，而把思考局限在相对所得分配指标的改善，甚至被嫉妒心支配，竟以降低有钱人的所得和财富为目标。这种现象在租税政策的讨论上最为常见。
目标不同，政策也不同
以往由于量能课税、促进所得分配平均、乃至节制私人资本等因素，所得税采取累进税率而对高所得者课高所得税率，以及对有钱人的遗产课高遗产税率，都是常见的租税原则。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有钱人可以把财富和所得移到国外以逃避国内的税负，有些国家也积极以低税率来吸引外国的资金、人才、以及企业，因此高税率的国家就出现这些资源外流的危机。而资源的外流可能使全国总所得下降，有些低所得者甚至可能因而失去工作。所以不少国家也以降低相关税率来和外国竞争吸引各种资源，以求提高总所得和低所得者的工作机会。但这种作为，看在信仰以往租税原则的人士，或者把所得分配指标当成所得分配的全貌之人士眼里，就变成是不公不义的政策。至于作为想提高全民及弱势者所得之慈悲目标的政策，可能就被这些租税公平基本教义派的思想忽略掉。近几年有关产业租税奖励和降低遗产税的争议，似乎常有这种迹象。
相对所得分配的恶化也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关。由于知识是无形的东西，可以无限重复使用，因此较好的知识可因全球化而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因而得到更高的价值和所得，所以知识经济也可造就出更多因知识而致富的人。由这局部的现象来看，发展知识经济似乎也可能使所得分配恶化。2000年我提出发展知识经济的政策之后（编者注：当时作者在经建会主委任内），也有极知名的企业家提出知识经济可能使所得分配恶化的质疑。然而若由慈悲的观点，这种所得分配的恶化并不太值得担心。因为这种发展通常并不会使贫穷的人更穷。相反地，一国之中若有更多人因为知识而致富，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的消费反而可以提供穷人更多就业机会。换言之，知识经济即使不可避免造成所得分配的恶化，只要相对较贫穷的人能得到更高的所得及发展机会，从慈悲的角度来看也有其利益。我们要注意的是设法扩大对贫穷人的利益，减少分配恶化造成的嫉妒和不平的心理，以及社会可能产生的不安，而不是排斥知识经济以追求所得分配的平均。
嫉妒富人，可能导致双输
只求平均而忽略所得水平最严重的例子乃是共产主义。以往共产国家为求分配平均，导致生产效率低落，而成为统治阶层之外全民均贫的的历史，现在已逐渐被淡忘。但只注重相对所得分配指标，或者对富人多课税，或防止更多人变富有的想法，虽然不像共产主义那么严重，在方向上却是类似的，都太重视所得分配问题的嫉妒因素，而忽视慈悲因素。若大家都能更重视慈悲因素，对所得分配相关问题和政策的讨论不只会更有成果，也更不会激起不必要的社会对立与不安。
从慈悲心出发的所得分配政策，主要的方向就是要照顾弱势，要给弱势者更多发展机会。从慈悲心出发的所得分配政策也要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但这里的公平正义主要是要在制度和政策上防止弱势者被强势的资本家或地主等剥削，以促成双赢的合作，而不是要剥夺强势者的财富和机会，却使他们连与弱势合作的可能性也一起消失。从慈悲心的观点，所得分配L型化及L的右尾拖更长都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在高比例的中低所得家庭生活是否够好，是否有合理的发展机会，以及是否可以有理由不必仇视或太嫉妒那些高所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