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商业片?艺术片?摸索中间的第三条路

孙松荣指出,大埔事件、都更等土地问题都在年轻一代的电影人作品中呈现。图为台湾农民的抗争。
林伯东
第138期
郑少凡
台湾独立制片始祖黄明川1989年投入纪录片与剧情长片以来,培养了一批电影人,他们在社会议题与影像风格间进行转换,区别了高度艺术性作品,也区别高度商业作品,在两者中间徘徊。

2013年7月,第十五届台北电影节落幕时,许多台湾导演纷纷在颁奖台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曾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项的导演杨力州与台北电影节最佳导演詹京霖,都忍不住提及大埔住户遭强拆事件。詹京霖痛批政府为「粗暴的体制与组织」;担任颁奖人的导演戴立忍也嘲讽,「现在找导演上街头找比较快!」

戴立忍在颁奖致词时说,有人批评这些参与社会抗争的导演「吃饱太闲」,但他认为,身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必须了解甚么是真实的世界,必须了解别人在想甚么、正在遭遇甚么。他坚定地说:「一直到现在,有机会的话我就会走入群众当中,我会去了解、去观察,学习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此段言论在网络上获得很大的反响与认同,电影艺术与高涨的社会意识相结合,俨然形成一股力量与风格。

现象1 把社会议题转换进入电影

台湾电影的发展,自从1980年代的「新浪潮」(或称新电影)席卷以来,走的大多是艺术电影的路线。这些艺术电影关注台湾现实社会的议题,从个人角度出发探讨与反省社会、历史、都市与人群。走过「新电影」到「后新电影」(或第二波新浪潮),直到2008年《海角七号》上映后,进入国片商业可能性的另一阶段。

到底该怎么界定或该不该界定「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各方说法不一。但对于台南艺术大学动画艺术与影像美学研究所副教授孙松荣而言,他认为介于商业与艺术电影之间,台湾电影的发展有着「第三条路」。

孙松荣提到,1980、1990年代台湾艺术电影进入高峰,2000年之后开始回落,并有商业电影类型渐渐出现。期间,由台湾独立制片始祖黄明川1989年投入纪录片与剧情长片以来,培养了一批电影人,这些人在实验片、纪录片上开展出社会关怀面向,从未停止尝试影像实验,同时在社会议题与影像风格间进行转换,区别了高度艺术性作品,也区别了高度商业作品,在两者中间徘徊。

孙松荣认为,台湾这几年越来越多的短片、长片都专注在商业片型态,较少呈现的社会意识,包括今年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颁给短片《排除状况》的导演詹京霖,大埔事件、都更等土地问题都在年轻一代的电影人作品中呈现,「这些导演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场要求,同时又不会完全放弃1990年代被黄明川训练的对台湾历史社会的关怀与讨论。」

现象2 有话想说 透过电影表达困惑

孙松荣提到,导演陈芯宜、楼一安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目前才三十多岁的陈芯宜和楼一安是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广告组的前后期同学,陈芯宜大学时就参与黄明川工作室,学习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从灯光、摄影、剪接到音效等,并担任黄明川导演的剧情长片《破轮胎》的助导场记。楼一安则是在2000年毕业不久后,参与陈芯宜首部剧情长片《我叫阿铭啦》担任副导进入电影这行,之后和陈芯宜共同创作多部作品。

《我叫阿铭啦》里的主角游民阿铭、《水岸丽景》里的水岸边市井小民、《流浪神狗人》里的原住民与游民、《一席之地》里寻找自己栖身之处的每个小人物,这些题材都表现出社会底层人物的故事。

影片当中也触及土地征收的问题,《一席之地》就侧面讲到三莺部落拆迁的事件;《流浪神狗人》也提及因建案而拆迁部落的情节,其中还在被拆迁的乐生疗养院取景,该片获得第四十四届金马奖最佳编剧、最佳剪接、最佳美术三大提名。

2012年,陈芯宜导演、楼一安编剧的短片《阿霞的挂钟》获得卅五届金穗奖最佳剧情片入围,讲的是失智老人与都更的问题,直接就在永春都更的拆迁房原址拍摄,剧本写在士林王家拆迁之前。在士林王家拆迁之后,该片就在很多社运场合播放。

楼一安表示,他不会去区分商业片与艺术片,只是想把一个故事好好地讲出来。至于电影拍出来后会被分类为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他的影片中往往铺陈了社会议题,容易被归类为艺术片。「我自己不会设定哪一种片,说一个好故事比较重要。」他爽朗地说。

为何影片中多半涉及社会议题和小人物的故事?楼一安笑了几声说:「对我来说,只是看到一些事情会生气,忍不住想写一些东西,透过电影的媒介表达我的不理解和困惑。」

今年初,客家电视台找他拍了一个八十分钟的单元剧──《废物》,讲一个关于高雄美浓农村土地的故事。楼一安到当地拍片后发现,美浓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出了很多博士,人口外移严重,吸毒人口也很多。楼一安心想,优秀的人才出走,留下来的那些人有着甚么样的故事?他忍不住想表现这些自己延伸出来的观察,于是筹集资金,连自己的导演费都投下去,也没考虑发行的问题就多拍了这段故事。因此,客家电视台播出了八十分钟的版本,他自己的版本是一百一十多分钟。目前《废物》除了在高雄电影节播放之外,楼一安还没想到哪里的戏院可以播映。

只因为「想把故事讲出来」而超过预算,自己去找资金补上,也管不得发行的问题,这是台湾许多导演共同拥有的热情与坚持。不过,有社会意识与拍片坚持,不代表就不重视票房。楼一安表示,票房当然很重要,有好的票房才容易找到下一部片的投资者;同时,重视票房也是为观众着想,尽量拍观众想看的东西,当然也希望能满足我自己。

楼一安总结说:「在两者间找一种平衡吧!其实我自己也是在摸索。」

有别于商业片和艺术片之外的第三条路,俨然同时在台湾电影产业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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