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所向披靡，因為它凌駕於一切法律之上，以共產黨的旨意為旨意，而面對的又是手無寸鐵的民眾。在逮捕了一批民主派人士以後，劍頭就指向機構團體，《蘋果日報》聞聲而倒，香港人失去主要喉舌之後，就指向團體。有些小政黨或團體唯恐大禍臨頭，先行解散；一些影響力較大的團體，還在猶豫不決之時，黨媒、黨棍就搶先點名，意思很明確，不解散就抓人。這並不等於解散了就不抓人，只是可能抓得稍微少一些就是。這就是中共一向洋洋自得的「無產階級專政」。

最近兩大團體已經被迫宣布解散。成立於2002年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是因應當時香港特區政府要為《基本法》23條（國安）條文立法而成立的民主派活動平台。以後，只要香港有重大事件發生，多個民主派團體需要共同出來遊行示威進行抗議時，就由民陣出來組織。因此成為中共眼中釘，它已於8月13日，以祕書處無人接班為名宣布解散。但是更震動人心的，莫不是成立近半個世紀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也於8月10日宣布解散。

教協的歷史與地位

成立於1973年的教協，適逢文憑教師薪酬運動（文憑教師是指沒有學士學位的教師）。也就是1972年，港英政府降低了文憑教師入職薪點，並企圖將教師薪級脫離公務員總薪級表。當時正在申請註冊等待批准的教協臨時執行委員會與其他12個教育團體組成了「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祕書處」並領導了「文憑教師薪酬事件」，為非學位教師爭取合理薪酬而舉行大罷課，後來又在1978年發起反對校長貪汙的金禧事件，從此奠定了教協的地位。它的第一屆會長就是後來擔任香港支聯會主席的司徒華。

1970年代的香港，沒有公開的政治團體與政黨，類似教協這種工會組織叫做「壓力團體」，就是監督政府，向政府施壓的團體。從教協成立的背景，也可看出這是向英國殖民地政府爭取權益的團體，當時被列為左翼組織。司徒華也是左傾人士，有人甚至懷疑他是中共地下黨員。

文革結束後，中共與毛澤東的惡行曝光，香港許多原先左傾的親共人士轉變立場，加上中共要收回香港，這些團體與人士雖然接受「回歸」的現實，但也提出「民主回歸」與「民主拒共」的口號，並且因為香港殖民政府開放選舉而有政黨的成立，香港的普世價值也日益深入人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8月10日宣布解散。有許多教協會員到銅鑼灣教協超市外拍照留念。麥碧攝影

教協是香港教職員工的最大組織，會員最多的時候達9萬多人。後來立法局（會）的專業人士組別，它幾乎包辦了教師組別，負責人出任議員。司徒華又是香港最大民主派政黨民主黨的黨鞭，因此教協也成為民主黨最大的社會基礎。教協的對立組織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會），由左派學校組成，在香港社會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

9萬多會員囊括了香港重要的中小學。為何香港民眾對普世價值是那樣的認同與接受，就是從小在學校裡接受了這方面的教育。教協在這方面功不可沒。梁振英身為香港土共，自然了解這一點，所以2012年他出任特首後，就要在中學推展「愛國教育」，引爆雨傘運動，也造就了「學民思潮」一批年輕有為的青少年出來。中共對教協會如何恨之入骨就可想而知了。

今年7月31日，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時評，形容教協為「毒瘤」，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教協雖然近期宣布退出民陣和支聯會，但評論指此舉動是「逃避追責的伎倆」，不只「無法洗脫涉嫌違法的有關問題，更不能勾銷過往煽暴搗亂、禍害香港的罪責」。文章又指「香港教育系統長期藏汙納垢、荼毒學生、危害社會」，因此必須剷除教協，為香港教育「正本清源」。

香港政府「判教協死刑」

同日，香港教育局宣布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並宣布五大決定，那就是：不與教協或其代表舉行任何會議；不再就教育議題諮詢教協意見；暫時不處理教協轉介之個案或提出之關注，有關人士可直接聯絡教育局、相關學校或團體等；全面檢視轄下之諮詢組織及相關教育團體，若有教協成員以該會代表身分出任委員或其他崗位，局方考慮終止其任期、不承認其委員或成員資格、拒絕其參與有關會議或為此入教育局之辦公大樓；不再承認教協為教師舉辦之培訓課程。這等於廢掉教協的功能，對教協判處死刑。

擔任過香港民主黨主席的李永達在2019年3月出版的回憶錄中談到中共地下黨員時透露，司徒華早知悉教協會內最少有兩個副會長是地下黨員，並潛伏教協30年。當年華叔曾對他說，他早知趙善炬的地下黨員身分，更指除趙之外，另一教協副會長的羅平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羅平在過身前向華叔表示了他的黨員身分。」李直言他認識二人，但從來不感到他們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而華叔對他說早知二人身分，一直有留意兩人舉動，「華叔說他們在教協潛藏工作了30年，二人並沒有破壞過教協的工作，但他們最初明顯是受到共產黨組織的指示滲透入教協。」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梁慕嫻在《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中，提及中共地下黨成立一個六人小組，揚言奪取華叔在教協領導權，六人中包括教協副會長趙善炬在內。可見教協幾十年來是中共要爭奪的團體。

教協很會理財，在香港與九龍的兩個會址開設了兩間超級市場，以優惠價格向會員提供福利。這次宣布要解散之後，有會員到超市依依惜別。然而依照會章，要解散教協必須召開會員大會通過。在目前這個肅殺環境下，如何召開？因此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恐怕還有得折騰。

香港教育黨國化

另外，從去年7月1日《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已有9萬人移民，其中中小學生流失15,400人。可見許多是把子女帶走的家庭移民。這裡不乏是家長不願自己的子女在香港接受黨國教育，將來變成共產黨的跟屁蟲。因為除了迫令教協解散之外，港共正在傾全力修改教科書，納入共產黨的政治歷史觀點，並且不許教師自由發揮。為了子女前途，有些家長犧牲自己的工作也得把子女帶走。最近，香港警察還進入香港大學抓學生，指他們為恐怖分子。原因只是因為他們感謝今年7月1日在銅鑼灣刺警而又自刎的梁健輝，而事後他們已經收回並且道歉，但是當局仍然搭扣帽子抓人，雖然中國外長王毅公然與國際恐怖的分子塔利班一起拍照顯示合作之意。校園也籠罩白色恐怖必將進一步促使學生離開。

在這情況下，顧及香港學生讀書環境的變化，台灣陸委會近期修改了《兩岸關係條例》中有關香港部分，決定開放接受香港的高中生來台灣就學。

基於國家安全考慮，台灣政府沒有制定難民法，避免真假難民一湧而入。但是開放香港高中生相對安全多了，因為中共不大可能培養出十五、六歲的間諜。何況讀完中學，是否升大學或就業，是另外的問題。但是這個開放措施，有助解決家長不願自己子女接受共產黨教育的問題。香港、台灣可以一日來回，中學生來台灣讀書，不但語言、生活習慣都相當接近，家長也可以隨時來台灣探望，顯示這個決定的人情味。台灣正在面臨少子化問題，來一批生力軍也可以搭救台灣的學校，可謂兩利。至於家長是否可以居留伴讀，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得慢慢再議。

8月中旬，美軍從阿富汗撤軍。此前1個多月，拜登曾承諾：「無論如何，你都不會看到有人從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屋頂上撤離。」話音剛落，全世界通過影音媒體看到了美軍的「喀布爾（Kabul）時刻」再現了當年越戰時的「西貢時刻」。8月16日，大批阿富汗人湧入喀布爾機場，希望逃離該國，數人強行攀爬飛機被擊斃；約1.5萬美國人被留在了阿富汗。從不肯說拜登半句不是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甚至左派友軍《BBC》都覺得拜登辜負了他們的擁戴，開始修理他們不惜操控選舉推出來的總統，全然忘記了當初正是他們熱捧拜登豐富的「國際經驗」，認為只有他能夠領導美國重新回歸世界。

曾為拜登抬轎的左媒集體不滿意

這次撤軍，在各方面具備完全優勢的美軍的撤退宛如敗軍潰逃。喀布爾機場的混亂、塔利班輕易獲得政府軍的美國裝備，被丟在阿富汗的1.5萬名美國人當中有數百名美國三大左媒的記者，這些都刺痛著曾經信任贊揚拜登領導能力與國際外交經驗的左媒。因此，當拜登8月16日在白宮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時說，美國在阿富汗的使命「從來也不應該是國家建設」，他本人「毫不含糊地」堅持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並稱自己不過是延續川普撤軍的政策。左派媒體終於忍不住開罵。

《華盛頓郵報》在拜登發表講話的當天立即發表文章，批評拜登偷換概念，撤軍是共識，川普要求撤軍，拜登也同意。問題出在怎麼撤和執行問題，你拜登已經掌權七個月了，根本沒做撤軍的準備。

《紐約時報》過去拍拜登馬屁罔顧事實，這次踩拜登也最狠。在8月16日《紐約時報》〈阿富汗撤軍：拜登無法擺脫的失敗形象〉（中文網）一文中，重點就是拿拜登最近在阿富汗問題上的說話狠抽拜登的臉：「五個多星期前，拜登總統說：『無論如何，你都不會看到有人從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屋頂上撤離。』……『塔利班全面統治並控制整個國家的可能性極小。』……在現代總統歷史上，能夠讓一位美國三軍統帥如此迅速地被自己的話『打臉』的例子十分罕見。……美國平民和大使館雇員從喀布爾慌亂撤離的場面在電視上直播⋯⋯拜登將以這樣的形象被載入史冊：在他的領導下，美國在阿富汗的實驗以這樣一個醞釀已久的、恥辱性的方式落幕。」

左媒在大選時為拜登抬轎時有個共同的贊揚點：拜登有豐富的外交經驗，與很多國家元首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選他做總統，會讓美國的盟友們放心。《紐約時報》2020年7月6日發表一篇〈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與習近平這樣的外國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中文網），文章說，拜習至少見過8次面，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國鄉村學校投籃，私下共同進餐的時間超過25個小時。歐巴馬還希望拜登憑借迷人的魅力與習「立刻拉上私人關係、讓習近平敞開心扉」。但阿富汗撤軍重演「西貢時刻」，外交人員與軍隊先撤離，1.5萬美國人被留在阿富汗，這些左媒終於坐不住了。《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合聲明，懇求白宮安全撤離在喀布爾的200多名記者和與這些報紙有關的相關人員。

這條消息成為美國8月18日的頭條消息（Top Story）。看了之後，我不由得嘆氣：腳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來的。我希望這些記者最後都平安返美，但我更希望他們反思自身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操控輿論的所作所為，他們目前在為一年前的所作所為買單。

▲在美國學習的飛行員、阿富汗上校拉赫曼‧拉赫曼尼（Col Rahman Rahmani）在推特上表示塔利班正在挨家挨戶地殺害阿富汗特種部隊成員和阿富汗飛行員，並說：「西方離棄了我們。」網路擷圖

阿富汗人不滿意，認為自己被拋棄

塔利班的凶殘堪比ISIS，阿富汗人一想到將在他們的殘暴統治下「生活」，冒死也要逃亡，由於美國先撤走大使館工作人員，許多為美軍工作的人無法拿到簽證，他們都認為自己被美國拋棄了，對美國拜登政府深感不滿。

在美國學習的飛行員、阿富汗上校拉赫曼‧拉赫曼尼（Col Rahman Rahmani）在推特上說，塔利班正在挨家挨戶地殺害阿富汗特種部隊成員和阿富汗飛行員。他的住房被「恐怖分子」占領了，他的母親和五個兄弟姐妹被困在了國內。他說：「西方離棄了我們。」

▲《大西洋月刊》駐阿富汗記者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發表一篇特寫，描寫成千上萬曾為美軍工作的阿富汗人被拋棄的故事。網路擷圖

8月17日，《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駐阿富汗記者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發表一篇特寫〈被拜登背叛的阿富汗人〉，在文章中，他充滿憤怒地講述了成千上萬曾為美軍工作的阿富汗人被拋棄的故事，其中有幸運的，比如他在阿富汗的翻譯可汗的遭遇：「可汗是成千上萬為美軍工作的阿富汗人之一，自美軍決定撤離後，可汗就在謀求攜帶其懷孕的妻子離開阿富汗，這一過程在今年1月開始，但最後等到簽證辦好時，為時雖晚，但總算幸運地到達了美國。更多的人則被遺棄在阿富汗。」派克指責，「拜登政府專注於拯救自己的公民，而不是拯救那些依賴我們的阿富汗人」。在數以萬計的來自曾為美軍服務的翻譯員和其他相關人員的避難請求有待處理時，卻派出數千名海軍陸戰隊員協助疏散大使館人員，將這些人留在阿富汗。派克指責說：「我們拋棄了幫助過我們、指望我們、將他們的生命押注在我們身上的阿富汗人，這是我們無法推脫、不可寬恕的恥辱。拜登政府沒有聽從有關阿富汗的警告，沒有採取緊急行動——其失敗使數以萬計的阿富汗人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這種背叛將讓拜登總統在歷史上留下恥辱的一頁。」

盟友不滿意

如果說美國國內的媒體主要糾結於拜登讓它們失望，阿富汗撤軍有損美國信譽、讓拜登形象倒塌，作為盟國的拜登擁護者們可不是這樣看。

索普爾（Jon Sopel）是《BBC》北美事務編輯，《BBC》許多反川的文章出自他的手筆，在大選期間他更是拜登無條件的熱情擁護者。8月18日他在《BBC》上發表〈阿富汗局勢：美國總統拜登撤軍亂局的三個重要問題〉，認為「喀布爾時刻」證明拜登比川普更糟糕；在眼睜睜看過美國是如何被羞辱，盟國將失去對美國的信任。作者總結說，「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混亂局面堪稱教科書級別，如果要寫這樣一本書，書名可以是《如何輸得精光》，內容包括：既沒有人重視各方面的警告、也沒有掌握充分的情報；既沒有周密的計畫，更沒有穩妥的執行方案。」

來自盟國的指責內容太多，這裡僅列出來自英國的批評——英國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儘管近年來有點三心二意。

8月18日，英國下議院就阿富汗局勢進行了長達7個半小時的緊急辯論。英國首相強森堅稱，北約此次赴阿行動的「核心任務」（core mission）已達成，並為撤軍做出解釋，雖然此次行動的「核心任務」取得了成功，在沒有美國人參與的情況下繼續堅持下去並不現實。

不過，在場的其他議員對他的這些說法並不買帳。英國前首相梅伊（Theresa May）針鋒相對地表示，英國追隨美國撤軍的決定恰恰表明英國對美國的過度依賴，給英國的外交政策招致了一項「重大挫折」。前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歐文‧帕特森（Owen Paterson）更是稱，這是「自蘇伊士運河事件以來英國最大的恥辱」，並表示，西方「現在一團糟」。英國議會下院防務委員會主席托比亞斯‧埃伍德（Tobias Ellwood）抨擊拜登高調宣稱的「美國歸來」。「這是個諷刺。當我們被一個僅裝備火箭筒、地雷和步槍的叛亂組織打敗時，你憑什麼說『美國歸來』？」

▲美軍在阿富汗20年的經歷，值得深入反思。Getty Images

美國在阿富汗的20年，值得深刻反思。美國媒體此刻的各種分析都十分淺陋。在種種分析中，我認為只有美國智庫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研究員、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亞當‧溫斯坦（Adam Weinstein）的反思是個正確路向：美國真正的失敗在於其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為可以通過武力促成有效的治理。阿富汗軍事干預後的混亂和撤軍後的混亂都源於同一個根本性錯誤——美國認為可以使用軍事力量來實現被占領國社會和政治的永久性變革。

隨著北京官方打壓大型科技公司措施頻出，投資者驚魂未定。8月3日，中共官媒長文批網路遊戲是精神鴉片，中國股市遊戲板塊市值一天縮水4,000億人民幣。處於輿論關注焦點的騰訊公司，遊戲是其最賺錢的業務。

中國證券監管機構和官媒8月動作頻頻，試圖安撫投資者對資本市場整頓的速度和廣度的擔憂。投資者驚魂未定，再次迎來一場風暴。

網路遊戲是「電子毒品」

8月3日，《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發布長篇文章稱，2020年，中國超過一半兒童青少年近視，因為沉迷網路遊戲而影響學業、引發性格異化的現象呈增長趨勢。遊戲危害越來越得到社會的共識，常常用「精神鴉片」、「電子毒品」指稱。這一新型「毒品」卻突飛猛進，發展壯大成一個巨大產業。

《經濟參考報》表示，中國62.5%的未成年網民經常在網上玩遊戲；13.2%未成年人是手機遊戲用戶，在工作日玩手機遊戲日均超過2小時，「網路遊戲的過度投入對我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帶來雙重負面影響」。

這篇討伐檄文一石激起千層浪，8月3日，香港股市遊戲股普遍重挫，騰訊港股開盤暴跌，跌幅一度超過10%，其它遊戲公司同樣大跌，其中網易跌超11%，心動公司跌超14%，中手游、創夢天地等紛紛大跌。中國A股市場，三七互娛、游族網路、完美世界等遊戲相關公司股價也迅速下跌，跌幅2%~6%。

不過，午後該篇措辭嚴厲的報導已經刪除，其它轉載的官媒亦紛紛刪文。傍晚時，先前刪除的文章在《經濟參考報》官網恢復，標題更改為〈經參調查‧銳度︱網路遊戲長成數千億產業〉，標題和內容均沒有提及「鴉片」、「電子毒品」等詞彙。

遊戲是騰訊業務的常青樹

但是，文章重點提到了騰訊2015年上線的「王者榮耀」遊戲，2020年日均活躍用戶數已經達到1億人，占國內網路遊戲第一把交椅。

2020年，中國遊戲市場銷售收入2,786.87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前期成長20.71%。占據行業半壁江山的騰訊遊戲，2020年營業收入1,561億元。至2020年6月，中國網路遊戲用戶達到5.4億人，占整體網路用戶57.4%；手機網路遊戲用戶達5.36億人，占手機網路用戶57.5%。

騰訊最新公告稱，「對此高度重視」，將從「王者榮耀」試點，逐步面向全線遊戲推出七條新措施，包括將執行比政策要求更嚴厲的限制未成年用戶上線時間，節假日從3小時減到2小時，非節假日從1.5小時降低至1小時；減少充值費用，未滿12週歲未成年人禁止在遊戲內消費購物；打擊身分冒用，針對未成年人冒充成年人玩遊戲，升級為「全天巡查」，可疑帳戶全部重新認證；打擊用戶透過加速器登錄及部分第三方平台買賣成年人帳號的作弊行為。

網路業內人士透露，騰訊最賺錢的業務根本不是微信和QQ，在一次企業峰會上，總裁馬化騰默認了騰訊最賺錢的業務是遊戲。遊戲成為騰訊業務的常青樹，現在年輕人又喜歡遊戲，騰訊既可以給遊戲商做廣告，又可以自己做，在遊戲中把虛擬物品變成現金交易，這樣賺錢會輕鬆且長久。

官方意在「反壟斷」

路透社8月3日報導，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說：「我們不喜歡最近來自監管方面的消息。我們正在減少那些監管風險較高行業的曝險。但我們並沒有減少在香港的大量曝險。事實上，我們正在將我們的風險敞口轉移到一些行業，如製造業或電動汽車，或一些消費品牌，因為它們對政策的敏感度相對較低。」

今年以來，北京當局一直在加強針對中國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審查與處罰，包括對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的審查，並處以創紀錄182億元的罰款。

7月24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在其網站上發布的公告中表示，已對騰訊在中國線上音樂播放平台市場的活動進行審查。公告顯示，騰訊在收購後持有超過80%的獨家音樂庫資源，增加了對上游版權方的影響力，並限制市場新進入者。騰訊及其關聯公司不得與此類權利的上游所有者簽訂獨家版權協議，現有協議必須在監管通知後30天內終止，還責令騰訊支付50萬元罰款。騰訊公司和騰訊音樂娛樂集團表示，將遵守該決定並遵守所有監管要求。

北京對騰訊的處罰或許還有後續，因為騰訊的金融業務也令北京當局非常忌憚。

縱觀全球，COVID-19疫情似乎沒完沒了，感染病例在全球各地持續激增。在Delta變種病毒肆虐下，過去一個月美國的新增感染數以及住院人數急劇上升。同時，大洋洲的病例暴增20%，中東地區增加11%，亞洲和歐洲分別上升6%和3%，非洲增加1%。

各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是強弩之末，操作空間幾無。中美兩個大國也是暗中較勁，雖然政治體制和國情不同，但是同樣面臨著疫情重創經濟和疫情過後的重整等難題。尤其是中美關係臨近冰點的情況下，雙方都在思考如何突圍。

中國資產泡沫 vs. 美國股市泡沫

中國和美國現在都有資產和金融泡沫。中國是房地產泡沫，美國則是股市泡沫。房地產市場支撐著北京政府「錢袋子」——財政，這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所有城市在2020年賣地收入高達人民幣8.4兆元，占比地方財政的84%。地方政府長期依賴土地財政，在直接推高房價的同時，一直是中國經濟的隱憂，也是地方政府敢對中央政府虛以委蛇的主要原因。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愈發尖銳，中央政府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環境，地方政府就像吸毒上癮了一樣，根本戒不掉。因此，中共中央靠強力的行政手段「冰封」房市、減少流動性，從而維持泡沫不破。

而作為資金自由流動的國家，雖然美國股市創下最長的上漲紀錄，但是泡沫同樣越來越大。一旦股市下跌，將對美國消費和經濟成長造成衝擊，進而衝擊政府財政。美國養老基金主要投資於股市，如果股市下跌導致養老基金大量虧損，就會威脅到美國的其它福利體系，美國民眾就會採取最激烈方式抨擊聯邦政府，這甚至會影響到2022年中期選舉，因此，股市對美國的影響不言而喻。屢創新高的美國股市並非全無風險，必須提防全球股市新一輪下行壓力。

對於金融市場而言，變種病毒再度肆虐，不一定會使金融市場馬上崩潰，決定股市漲跌的始終都是資金在起作用，而資金在美國依然極度氾濫，並且一旦有風吹草動，美國聯準會必定會干預，不過，會再度推升通貨膨脹。同時，北京打擊在美國上市的中企（中概股）的過程，同樣也是對美國資本市場的一次衝擊，割了美國投資者的「韭菜」。

習近平被迫主動主擊

分析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怎麼轉型？消費低迷、內需不振怎麼辦？房價這麼高，房子賣不動了，在房地產上游和下游的40多個產業的產品又該怎麼賣？中國央行放水，物價已經上漲，通貨膨脹嚴重；不放水，多個行業捉襟見肘。地方政府想靠投資拉動經濟，但是債務已經很高了，而且之前投資的項目基本不賺錢，如果地方政府再舉債建新城新區，可能下個月債務的利息就還不了了。多收點稅行不行？大量民營企業已經命懸一線，再加稅就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麼減稅的話，民營企業能好過一點嗎？公務員的薪資、軍隊薪餉，各級黨委、領乾薪不上班的人那麼多，退休官員福利待遇的資金也還沒著落，還有那麼多國家依靠大撒幣進行援助……

因此，顯而易見的是，雖然中美兩國各有各的煩惱，但是毫無疑問的是互有所求。

8月9日，中共官媒《經濟參考報》發文稱，據海關總署數據，前7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人民幣21.34兆元，比2020年同期增長24.5%，比2019年同期增長22.3%。這也是自2020年6月起，中國外貿月度進出口連續第14個月實現增長。對東盟、歐盟和美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均增長。從產品結構來看，機電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均增長。

暫且不說其數據灌水問題，在疫情大流行時期，北京強制的封鎖措施，提前恢復了生產，這就是美國的需求——本國產業鏈受阻、全球供應鏈沒有調整完畢，部分商品得從中國進口。所以出口是習近平手握的底牌之一。

現在中國疫情再起，變種病毒同樣快速蔓延。時局不利下，習近平被迫主動出擊。一個多月以來不斷製造聲勢，擺出似乎要魚死網破的架勢，給華爾街和美國行業組織施加壓力。因此，美國的零售商、晶片製造商、農業和其它近36個最有影響力的商業團體代表，8月5日致信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和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呼籲聯邦政府重啟與北京的談判，並削減進口關稅。

獲得高階晶片和取消美國加徵的貿易關稅等，是北京當局夢寐以求的事情，而美國總統拜登則手握川普政府留下的底牌，利用科技和金融這兩大殺手鐧，構思著如何與習近平談判，以及控制美中關係的走向。

最後，鹿死誰手？

最近幾年來，中國的小粉紅現象快速竄起。網路上大量的小粉紅在中國戰狼外交的趨勢下到處「出征」，在國際社群網路上灌注極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支持共產黨的言論，並對網路上的異見者發動海量的人身攻擊。

對台灣人而言，小粉紅的成名作應該是2015年的周子瑜「搖國旗」事件。當時在一個韓國電視節目中，周子瑜介紹自己來自台灣，並搖著一面小小的中華民國國旗。周子瑜這個鏡頭後來被中國網民們圍剿，認為這是「為台獨張目」，揚言要抵制周子瑜所屬的TWICE。後來，經紀公司JYP娛樂頂不住壓力，竟然安排周子瑜拍了一個狀似恐怖分子囚犯的道歉影片，震撼全台。

在台灣，搖國旗的人被認為是統派，剛好是台獨的相反。小粉紅們將國旗視為台獨的象徵，讓不少台灣統派的人瞬間醒悟原來自己一直站在台獨的隊伍裡。

周子瑜事件之後，小粉紅不斷推進愛國與台獨的界線，讓很多即使小心翼翼的人都會在不知不覺中踩線，淪為他們攻擊的對象。最近的典型例子就是挺台灣奧運選手的小S被打成台獨，因為他在網路貼文中用了「國手」這兩個字，瞬間引爆小粉紅們的怒火。

小粉紅哪來的？

雖然都是在網路上活動，但小粉紅們跟傳統的五毛大軍不同。五毛是中共組織工作的產物，中共有計畫地培訓、組織、雇用他們，並對他們的網路活動進行直接指示。小粉紅則屬於網路上的一種文化現象，中共沒有直接雇用他們（或者只雇用少數），他們不屬於黨組織的一部分。

很多人都在探索小粉紅的由來，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這個詞彙源於中國的文學網站《晉江文學城》，小粉紅是使用者們對該文學城的暱稱。由於當時該網站充斥大量的傾向極端民族主義、愛國愛黨的留言，後來小粉紅這個詞彙逐漸發展成這類網民的代名詞。

儘管小粉紅大軍是中共有意無意培養起來的，網路言論也受中共的監控與操縱。但根據最近發表的一篇經濟學研究，小粉紅現象可能跟中國的第八次課程改革有關。

中共第八次課程改革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共曾經進行過八次大規模的中小學課程修訂。最近的一次也就是第八次課程改革從2001年9月開始試點，在2005年全面實施，總共修改了中小學18門學科的內容。

中共的課程改革當然都帶有政治任務，第八次課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培養學生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熱愛社會主義；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革命傳統；培養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意識，遵守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

上述這些任務聽起來都是老生常談，似乎跟改革前的課程任務也沒有太大差異。但第八次課程改革有一個前所未有的變革，那就是改變課本中口號式的宣傳方式，而用細緻的論理來建構中共的各項價值觀，將很多普世價值扭曲偷換，讓中共的意識形態具備更強的說服力。

例如新的高中課本裡會強調「法治」或者「依法治國」的重要性。法治（rule of law）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但中共在課本中將法治的概念進行加工，提倡中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的根本制度，而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中共用這樣加工過的「法治」觀念來為他的統治提供正當性，也正當化對異見人士的鎮壓行動。

另一個例子是民主這個概念。新的高中課本也推崇民主制度，並鼓勵人民參與地方選舉。但是課本裡區分了中國的「有秩序的政治參與」，有別於西方的「無秩序的政治參與」，並且強調中國特色的民主比西方「不受制約」的民主更優越。

粗暴的惡徒很容易辨識，但要認清穿著西裝的流氓就困難多了。中共的第八次課程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將民主、法治、公民自由這些概念都毫不避諱拿出來談，但通通「變裝」。這不但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吸收這些扭曲的意識形態，更讓他們對西方價值「免疫」。

課程改革的效果

Davide Cantoni等五位經濟學家在2017年的一篇論文裡估計了第八次課程改革對於學生意識形態的影響。該篇論文發表在經濟學的頂尖期刊《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他們首先發現中國各省開始實施新課程的年份不盡相同，從2005到2010年都有，這給了他們估計課程效果的一個絕佳機會：同年齡的學生在不同的省份會讀到不同的課本。

他們的樣本來自於2,000名北京大學的學生，作者們透過網路調查蒐集了關於他們各項價值觀的資訊。

透過各項統計分析，作者們發現新的課本對於改變學生的政治意識形態有顯著的效果。首先，跟讀舊課本的學生比起來，讀新課本的學生對政府官員更加信任、認為政府更關心人民的福利、也認為官員腐敗問題比較輕微。其次，他們更認為中國政府很民主，並對西方民主制度抱持更懷疑的態度。第三，他們對「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表示更懷疑的態度。

不過，作者們也發現新課程所宣傳的環保意識與種族多元意識卻對學生的價值觀沒有造成顯著的改變。至於為何新課程只有在政治面的意識形態效果顯著，卻在其他意識形態上無效，作者們並沒有提出充足的解釋。

小粉紅成長的土壤

經濟學既有的文獻非常缺乏學校教育對意識形態影響的統計證據，Cantoni等人的研究是少有的實證證據之一。

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教育是小粉紅成長的土壤，中共在中學課本裡灌輸的那套偏差的價值觀，確實強化了整個年輕世代對中共統治的支持、對中共價值觀的支持，也強化了對西方的懷疑與仇視。

由此觀之，戰狼文化其來有自，並不完全是一個單獨領導人或是一個單獨的政策造就的，而是有整個學校教育在長期培育這種扭曲的價值觀所造成的。

參考文獻：Davide Cantoni & Yuyu Chen & David Y. Yang & Noam Yuchtman & Y. Jane Zhang, 2017. "Curriculum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5(2): 338-392.

今年可以說是加密貨幣大爆發的一年。所有加密貨幣的總市值，最高曾經達到二兆美元，目前雖然回跌，也還有一兆左右。儘管大多數金融界人士仍把加密貨幣視為洪水猛獸、一場過度炒作的龐氏騙局，然而，去中心化金融和區塊鏈技術還是值得關注。在加密貨幣系統裡，一切的交易都是點對點，沒有傳統的金融中介機構──銀行、券商等。或許，這是一個全新模式的開始：無中介的金融。我們看到，PayPal和Facebook分別宣稱要發行穩定幣（stablecoin），此外，各國央行也紛紛投入研究、實驗數位貨幣的發行。似乎，一場革命即將展開。

加密貨幣的演進

比特幣這類的區塊鏈，基本上建立在一個沒有中央伺服器的對等網路上，每個點的位階相同，而且互不信任。每一個節點，各自保有一套完整的交易歷史資料，時時互相交換資訊。當一筆新交易發生，產生交易的電腦就會按照規則將交易資料加密，分送到其他電腦。新資料由各個採礦電腦負責驗算，得到51%以上的電腦驗算無誤後，才會確認此一交易。簡單說，系統採分散式帳戶，每一部電腦都有完整資料互相驗證，任意竄改其中一部的資料是沒效的。這對交易安全提供相當的保障。

但有一個缺點：因為時時在做加密演算，而且每一筆交易都要通過51%以上的確認，非常耗費運算資源也非常花時間。一筆交易通常要10分鐘確認，當交易頻繁、系統擁擠時，甚至要等上好幾個小時。這麼漫長的等待時間，很難符合現代金融的要求。

另外，比特幣的發行，單靠電腦挖礦，沒有黃金、美元等實質資產做準備，對習慣傳統金融的人來說，很難接受。如果加密貨幣的發行，能夠仿照傳統，有足夠的黃金、美元或其他類型資產做存底，安全性和市場接受度必然大幅提升。

針對這二點，大約在2014、2015年左右，加密貨幣出現二個新品種：以太幣（Ethereum，簡稱ETH）和泰達幣（USD Tether，簡稱USDT）。以太幣的平台以太坊，技術較比特幣更進步、更有效率，除此之外，又加入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的概念，平台上除了可以做買進賣出的動作之外，還能夠進行借貸、保險等功能，提供所謂的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簡稱DeFi）。重點是每一筆交易所需的時間縮短到十幾秒，解決玩家漫長等待的痛苦。目前以太幣的市值僅次於比特幣，有人稱之為第二代的加密貨幣。

泰達幣（USDT）則是由香港的Bitfinex的子公司Tether所發行，價值鎖定1美元，目的在創造一種安定的加密貨幣，用起來就像數位版的美元，解決玩家進出比特幣時，頻頻兌換實體美元的銀行費用問題。USDT是最早出現的一檔穩定幣。Tether公司宣稱泰達幣擁有100%的美元準備，雖然曾經爆發疑似挪用準備金事件，經過多次澄清，大家似乎還能接受。泰達幣目前還是市值最高的穩定幣，約750億美元。

泰達幣由於幣值穩定，交易隱密又安全，逐漸成為各路人馬洗錢的工具，雖不至於惡名昭彰，還是受到各國政府的關切。然而，以穩定幣作為數位版美元的概念，已經帶給世人許多啟發，想像空間越來越大。例如Visa就宣布接受另一檔釘住美元的穩定幣USDC作為支付工具。至此，加密貨幣已經正式和實體經濟產生連結，不再只是虛擬世界。

Big Tech（大型科技公司）之一的臉書公司，今年預計推出籌畫多時的穩定幣Diem，目前尚待政府核准。若順利通過，預料將帶來新的震撼。因為加密貨幣本質上是無國界的，極有利於跨國交易或貿易。而且，區塊鏈系統完全擺脫金融中介機構，作為全球最大企業之一的臉書可以發行貨幣，直接通達全世界每一個人、每一家企業，其威力無可想像。爾後如果還有更多巨型企業跟進，將更具震撼力。這等於把去中心化的點對點金融，交到Big Tech企業手上。而Big Tech在擁有資金和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擁有金融大數據，將來會如何操作，我們拭目以待。

各國央行的實驗

作為官方的各國央行，也看到加密貨幣的潛力，紛紛進行研究和實驗，看看發行電子貨幣，會有什麼問題和效果。筆者搜尋各國央行貨幣實驗的資料顯示，多數針對小額消費規劃，普遍遇到的問題，仍然是區塊鏈交易過於緩慢、過於耗費資源。根據粗略統計，比特幣網路一秒約可處理5到7筆交易，以太坊為15到20筆。各位知道Visa信用卡系統一秒鐘可以處理多少筆交易嗎？24,000筆！在消費旺季，如聖誕節前夕或雙十一，消費者大量使用區塊鏈加密貨幣，必定造成大塞車、大當機。即使是平常日子，尖峰時間也是會卡卡的，反不如電子支付實用方便。

有報告表示，央行的電子貨幣可以採類似電子支付或電子錢包的系統，徹底解決塞車問題。如此一來，技術上就很簡單了，直接找現有的電子支付廠商協助開發，而消費者在使用上也將更為駕輕就熟。至於區塊鏈演算法，就僅供參考了。但這就不再是去中心化系統。也就是說，每一筆交易、每一塊錢，儘管央行宣稱「小額匿名」，實際上都有詳盡資料，可以完全掌控。也好，這反而有利洗錢防制的工作。

這樣的電子現金，理論上由央行發給民眾，實務上，從頭到尾都離不開金融中介機構，舉凡電子錢包開通、加值、消費扣款、兌換現鈔等，在在都要靠銀行，即所謂的雙層式發行。中國人民銀行所推出的數字人民幣，就委由六家銀行共同承辦。這樣做出來的央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CBDC），感覺上好像是央行版的支付寶或微信支付。但如此一來，完全就是國內金融的概念，幾乎沒有加密貨幣的跨境優勢。

讀者或許要問，臉書的Diem難道就沒有區塊鏈塞車等待的問題嗎？這點，筆者也一樣疑惑。據一些採訪稿顯示，Diem在區塊鏈的資料結構和演算法上做了許多的改進，和比特幣原始版已經有相當的差異。

至於台灣央行有沒有必要跟上潮流發行CBDC，相信央行早已了然於心。如果採用區塊鏈系統，技術上可能還有一些問題要克服；如果和中國一樣，採用修正式的電子支付系統，那就是央行版的街口支付和LINE Pay了。

最後，筆者必須老實說，加密貨幣的出現，不過是十多年的事，至今仍不斷演進。因此，本文只是現階段的一個觀察，未來相信還有更大的變動，特別是Big Tech和華爾街金融業之間的競合關係，好戲還沒上場呢。

現代社會都有一些不屬於個人而由大家共同使用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如道路、治安、和法令制度等等，這些公共財若不足或不好，社會的運作和福利就會下降。但市場力量通常無法提供充分的公共財，因此各國內部的公共財都要由政府來提供。而國際間或世界的公共財卻因為沒有世界政府來負責，因此常處於不足或不夠好的情況。上期本專欄雖指出包括台灣安全在內的世界公共財近來已較受重視的現象，但需要各國共同努力的地方仍很多。最近立陶宛要在台灣設辦事處，以及李顯龍評論台海的危險，都可以看到世界公共財的一些問題及該努力的方向。

立陶宛對台立場分析

立陶宛並不是因為能由台灣得到特別大的利益，也不是因為台海安全對它特別重要，而願意捐疫苗給台灣並設立以台灣為名的辦事處。立陶宛是基於自由民主對世界的價值而願意這麼做。但世界上有很多更大的國家也主張和支持自由民主，為何都不願意像立陶宛這樣公開支持台灣？那很可能是因為它們認為支持台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情況用一般公共財的例子來說明很容易了解。

例如某地區很需要一條道路這項公共財，但多數人都認為別人出錢或去爭取經費來蓋，他也可免費使用，於是願出錢出力的人就太少而使那條道路蓋不成。這是公共財常見的「搭便車」問題。但有時我們也可看到另一種情形，就是大家雖願出錢出力，但因該道路據說會破壞某土豪家的風水，所以土豪揚言要對支持蓋道路的人不利，於是大部分人都怕被土豪傷害而不敢支持那條道路。也就是當公共財被某人認為是對他不利而讓支持者須付更高成本時，這公共財就更難做起來。台灣的自由民主和安全問題就是這種情況。

立陶宛因為被蘇聯占領統治過，對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或世界公共財有更高的認識和支持。立陶宛也是離中國較遠的小國，像是土豪較對付不到的人，所以比較願意為這世界的價值和公共財講話或做一些事。但在興建道路的情況，土豪很可能還是會施加更大的壓力甚至暴力來強迫某個住較遠而敢講話的小民閉嘴，甚至找小民隔壁的另一些土豪幫忙施壓。中國也有人主張聯合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來對立陶宛施壓。

面對這種情況，其他愛好公共財的人應該更積極同時站出來支持公共財和敢講話的小民。因為土豪脅迫別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愈多人同時主張蓋道路，土豪能對每個人施加的壓力就會減少而使大家較不必怕他。如果大家誤以為不要一次給土豪太大壓力，而想要分批出來主張興建道路以逐漸改變土豪的想法，那就反而會讓土豪可以每次集中力量各個擊破主張蓋道路的人。所以敢講話的小民在公共財被土豪壓抑的情況下，是打破僵局的重要力量，其他支持公共財的人要把握時機支持他，不要讓他落單被土豪欺壓。更多人的支持說不定也可使土豪自己檢討，而發現道路這公共財的好處及他原來反對理由的虛幻。

立陶宛的行動已引發中國對它的制裁威脅，而美國也已發言批評這些制裁，但最好有更多國家出來支持立陶宛及各國與台灣往來的自由。台灣應該懇請更多人士和國家趕快出來為台海的安全及各國和台灣往來的自由講話。中國若想當世界的領袖或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它也應因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所主張的王道精神才是大國成功的條件，用力量威脅別人的霸道乃是中國先賢早已唾棄的做法（請參閱216期本專欄，〈不做公害多做公益才能領導世界〉）。

▲李顯龍總理曾表示，台灣因為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認同台灣而非中國，中國要用武力脅迫台灣改變現狀的風險太大。Getty Images

新加坡對台立場分析

相對於立陶宛的明確支持自由民主，新加坡的主張有點不同。台海安全對新加坡比對立陶宛更重要，新加坡也常關心台灣而提出善意的建議。不過新加坡有時像是用私有財的商業精算而不是用世界公共財的角度來分析問題。而用私人利益的角度來看，只要土豪的壓力夠大，人們就該反對蓋道路以免破壞土豪虛幻的風水，並避免自己受到傷害。

例如李顯龍總理最近表示，對大陸民眾而言，台灣問題是「一切核心利益的母題，是最重要的國家課題，而台獨是絕對醒目的紅燈」。他也勸告美國不要把中國當成敵人或企圖拉幫結派對付中國（2021年8月5日《聯合新聞網》）。這樣的主張是把中國的主張當成不可挑戰的底線，而不去管事情的是非對錯和全球利益，大家都要避免得罪中國，大家也不可以像公共財問題要把大家的力量結合起來那樣，多國一起「拉幫結派」批評中國。這和前述由世界公共財的角度來看問題的結論是很不相同的，比較像是個人或廠商接受現實而求短期安全的做法。

但李光耀先生的想法似乎是比較長遠且注意到公共財。他曾說世界若要有個霸權，他希望那是美國而非中國，因為美國是個柔和的霸權而中國不是。他說只要我們做不合中國心意的事，他們就會說「你們讓13億人不高興」而發動抵制。李光耀這主張的道理，主要就是美國的領導比較偏向建立美國自己也要付出和遵守的世界公共財，而中國的做法卻是偏重它自認為擁有的私有財、私利益以及高不高興（詳見前引216期本專欄）。李光耀的想法應值得新加坡人回想及深入了解。

就算新加坡現在無暇顧及世界公共財及長遠的問題，新加坡在提醒台美依短期利益不要觸怒中國時，新加坡人也許也值得提醒自己，面對中國非柔性的霸權思想，新加坡的短期危險可能比台灣還大。誠如李顯龍總理所說，台灣因為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認同台灣而非中國，中國要用武力脅迫台灣改變現狀的風險太大（2021年8月5日，《中時新聞網》），因為台灣人民會抵抗，國際支持台灣的力道也可能大到中國無法承受，所以中國若未誤判情勢，應該不會單方面對台灣採取行動。

新加坡應未雨綢繆

新加坡做為中國承認的獨立國家，中國當然更不可能隨便對新加坡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從軍事上看新加坡比台灣安全多了。然而中國爭取霸權和支配能力的方法並非只有軍事，中國一直企圖藉影響台灣的選舉來支配台灣，只是未能成功，但它卻較可能透過選舉而用代理人控制新加坡。台灣的總統全民直接普選以及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使多數人民的重要意志難以被壓抑或扭曲。但新加坡或所謂亞洲式的民主和選舉卻沒有給全民這麼大而直接的力量。有些人甚至覺得中共以共產黨統治國家的制度，和星馬主張的亞洲價值有點類似，而不會強烈排斥。所以新加坡特別是李家，應該要小心防止被外國代理人透過好像是民主的程序和平演變。

小民如果只由土豪的壓力和私人利益，而用土豪的主張來勸大家別得罪土豪，久而久之他被土豪欺負時，連他兒子也可能覺得土豪有道理。新加坡是東南亞地區極重要的國家，一定有能力且值得由地區、乃至由世界公共財的角度來提出對大家有利的主張，不必只看短期的利益而屈從不合理的主張。新加坡也值得設計讓全民意願更能顯現的制度，以防止萬一人民的意願被壓抑。

香港人以前曾自豪說香港雖沒民主但有法治，但現在香港的法治已變調，人民卻沒有現成民主制度來對抗，而使統治者可「依法」壓制民意。這可說是當年英國的失算，因為1997之前英國只注意到為香港改善機場等物質的基礎建設，卻未建立可以代表民意的民主基礎建設。新加坡應未雨綢繆。

2019年6月臉書宣布將發行稱為Libra（已更名Diem，以下仍稱Libra）的穩定幣，由於其跨境支付的潛力以及龐大的市場力量，除了立即引來各國央行與金融主管當局的強烈反應，同時也促使越來越多的央行，包括美國聯準會（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簡稱ECB）、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即日本中央銀行，簡稱BOJ）等，對於發行央行數位通貨（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CBDC）的態度從消極轉向積極，開始著手或加速研究開發，並把重心從只供金融機構使用的批發型CBDC轉向給一般大眾使用的零售型CBDC。

當然，這也刺激原本進度就超前的中國人民銀行，更加緊腳步在2020年8月起展開先導測試（pilot test），在多個試點地區展開數位人民幣測試。同樣，數位人民幣展開先導測試後，雖刻意強調發行目的是滿足境內民眾支付需求，但是基於其龐大的經濟規模以及可能對其他國家造成的外溢效應，仍引起各國的疑慮並思考如何因應，包括發展自身的CBDC。

由此看來，除了滿足境內民眾支付需求，應該還有其他力量牽動各國央行發行CBDC的動機。

▲主要央行發展CBDC的官方說法是要因應現金需求持續下降、BigTechs（大型科技公司）的挑戰與促進金融包容性等。Adobe Stock

發行CBDC的動機：官方的說法

零售型CBDC拓展既有法令貨幣的概念，在現有的現金（供民眾使用）和央行準備金（供金融機構使用）之外，可成為第三種形式的中央銀行貨幣。這種數位形式的法定貨幣，其概念可追溯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在1980年代的主張。這想法是，將原先只有金融機構透過央行準備金帳戶取得安全、無擠兌風險的央行貨幣的管道，擴大到家庭和企業。因此CBDC的創新之處不在其數位特性，而是更多人可直接（在央行開戶）或間接（向金融機構兌換）取得數位形式的央行貨幣。因此有學者稱CBDC為"Reserves for All"（參見：Dirk Niepelt, 2018. "Reserves for All？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Deposits, and their (Non)-Equivalence,"）。

為何要讓更多人可取得數位形式的央行貨幣？一國央行發行CBDC的動機到底是什麼？目前主要央行的官方說法，發展CBDC是要因應現金需求持續下降、BigTechs（大型科技公司）的挑戰與促進金融包容性等。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簡稱BIS）於2021年1月針對全球65家央行調查所發布的報告顯示，發行CBDC的動機主要有：提升金融包容性、支付安全/穩健性、國內與跨境支付效率、協助貨幣政策執行、金融穩定等。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顯示，在危機或疫情期間，CBDC可提供民眾快速取得央行貨幣，也可做為政府向民眾與中小企業直接發放援助或財政激勵措施的工具。而且，比起已開發國家，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發行CBDC的動機更加強烈，因為這些經濟體的金融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發行CBDC有助提升金融包容性，並可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目前巴哈馬與東加勒比國家組織已發行CBDC，分別稱為Sand Dollar與DCash。

上述BIS調查報告所羅列的CBDC發行動機，基本上都是因應各國經濟金融發展上民眾的支付需求。比如，瑞典的電子支付市場由民間支付業者Swish主導，現金支付比例快速下滑，瑞典央行為維持其支付系統的核心地位，計畫發行e-Krona，2021年4月初完成第一階段的先導測試。至於中國人民銀行的官員也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發展數位人民幣的主要目的，是因應現金需求減少，避免支付業務被少數民間支付業者壟斷等境內支付市場問題。

各國發行CBDC的目的與迫切性雖各有不同，然而，臉書發布Libra計畫與數位人民幣展開先導測試後，已促使越來越多央行對於發行CBDC的態度轉趨積極。根據BIS歷年的調查結果，2017年有65%的央行從事CBDC相關工作，到了2021年已大幅成長為86%。由此看來，除了BIS調查報告所羅列與境內民眾支付需求相關的因素，顯然還有涉及跨境的因素牽動各國央行發行CBDC的考量。

CBDC的戰略性考量：跨境外溢效應

跨境支付原本就是穩定幣與CBDC想要解決的市場痛點之一，只是當穩定幣或其他央行CBDC在本國境內流通，將挑戰本國的貨幣主權，同時支付金流將脫離本國的支付清算系統。此跨境外溢效應對於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尤其嚴重，因為穩定幣或主要央行的CBDC對於這些國家的民眾與投資者可能是相當具吸引力的跨境零售交易支付工具與投資對象。如果沒有因應得宜，可能會導致這些經濟體大量資本外流甚至造成「通貨替代」。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發行CBDC的動機更加強烈。

因此，就發行CBDC的決策上，除了滿足本國民眾的支付需要，也必須考慮外在環境持續在演變，尤其是面對穩定幣及其他央行CBDC發行可能對本國貨幣主權與支付清算系統帶來的威脅，本國央行應持續提供民眾可信任、如同現鈔般無風險的央行貨幣。也就是說，越來越多央行在發行CBDC的決策上，戰略性考量已日益重要。

歐洲央行（ECB）在2020年10月發布《數位歐元報告》（Report on a digital euro），設定在某些條件下，ECB有發行數位歐元的必要：除了前述一些與境內民眾支付需求相關的情境外，還有非歐元計價貨幣（外國的CBDC與全球性私人支付工具）引發威脅歐元貨幣主權與替代歐元的風險與疑慮，以及可增強歐元的國際地位。

最後兩種情境顯然與歐元區境內民眾的支付需求沒有直接相關，而是要因應外在情勢的變化。歐元自創始以來即積極力爭國際地位，然而始終難以擺脫美元的陰影。因此，面對穩定幣以及其他央行可能發行CBDC（尤其是Fed與中國人民銀行）的挑戰，格外謹慎應對。

ECB執行理事法比歐‧帕內塔（Fabio Panetta）今年5月指出，發行數位歐元的主要目的，就是持續提供安全的主權貨幣作為公共財，並對抗來自其他國家或企業的數位貨幣影響力，避免歐元區的貨幣與金融自主性遭受威脅。另外，法國央行總裁、ECB管理委員會成員的戴加祐（Francois Villeroy de Galhau）也認為數位人民幣的快速進展，恐將成為保衛歐元國際地位所面臨的主要風險；若ECB能夠發展數位歐元及相關的金融基礎設施，建立數位歐元的跨境支付系統，或可降低受數位人民幣或數位美元影響的程度，並提升歐元的國際地位。經過第一階段公眾諮詢與技術評估之後，ECB已在2021年7月正式啟動數位歐元計畫。

Libra計畫發布後，也促使Fed內部對此議題的討論加速整合。理事副主席蘭德爾‧夸爾斯（Randal Quarles）抱持懷疑態度，認為發行數位美元的潛在好處仍未明朗，但可能帶來重大而具體的風險。Fed理事主席傑洛姆‧鮑爾（Jerome Powell）向來抱持審慎態度，認為不需急著推出數位美元，一再強調須得到國會、政府與民眾支持，並有明確法律授權；然而，鮑爾在今年2月在美參院聽證會上，又稱CBDC是一項高度優先的計畫（a very high priority project），Fed理事莉奧‧布蘭納德（Lael Brainard）也指出，鑑於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重要性與潛力，以及美元身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在制定CBDC跨境支付標準上不能缺席；而且在其他國家（像是中國）正大力推動其CBDC的同時，發展數位美元具有急迫性。

在這同時，Fed理事會早已鴨子划水，與數個Fed地區準備銀行組成研究團隊，進行各種數位支付與數位通貨（包括CBDC）可能性的探索；另外，2020年波士頓Fed與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數位貨幣倡議」（Digital Currency Initiative）共同主持漢米爾頓計畫（Project Hamilton）進行CBDC的研究。英格蘭銀行、日本與南韓等央行也均已成立專責的CBDC研究工作小組。就新興市場巴西而言，巴西央行（Banco Central do Brasil，簡稱BCB）於2020年宣布將開發數位里爾（digital Real）。BCB官員João de Mello除了說明CBDC在設計和技術的選擇上必須保護隱私並避免銀行擠兌和網路攻擊，也強調國家貨幣主權的考量，以避免本國貨幣被其他國家的主權貨幣替代。

最近BIS（2021年7月）針對50家央行的調查顯示，各國央行越來越重視CBDC的跨境外溢效果。超過25%的央行考慮本國CBDC可供非本國居民使用，但只有8%的央行考慮允許本國CBDC在其他國家與地區使用。相對上，一旦發現外國CBDC在本國境內廣泛流通，至少三分之一的央行會重新考慮對於外國CBDC的跨境使用限制。由此顯示，不論是本國CBDC在外國使用或外國CBDC在本國流通，所可能引發的潛在風險及跨境管轄權問題，已成為各國央行在發展CBDC時必須思考的一環。

引發CBDC戰略性考量的潛在跨境外溢威脅來源，除了穩定幣之外，來自其他央行的CBDC就以數位人民幣最受注目。（下期待續）

何謂「穩定幣」

穩定幣（Stablecoin）是虛擬通貨的一種，藉由提存同樣數量的特定資產（如美元）作為發行準備或擔保，以解決虛擬通貨價格波動極大的問題。目前市值最大的幾種美元穩定幣，像是USDT（USD Thether，泰達幣）、USDC（USD Coin），其價格與美元皆以1：1的比例掛鉤。但目前穩定幣多作為其他虛擬通貨交易的支付工具或擔保品，而非用於日常支付，且其價格仍常偏離1美元。

▲plain-me創辦人劉威志Akko熱愛創意穿搭。

知名「選物店」（Select Shop）plain-me，以販售男士服飾為主，同時有選品和自有品牌商品，是台灣為數不多的時尚選物店，有注意穿搭資訊的族群相信對plain-me並不陌生。

▲plain-me官網強調為消費者搭配美好的一天。網路擷圖

兩位創辦人劉威志（Akko）和粘丁文（Tim）多年來在網路上分享時尚資訊，是業界指標。對劉威志來說，plain-me不只是一個服飾品牌，強調自己賣的是創意，代表一種風格和生活態度，幫助消費者「搭配美好的一天」，享受穿搭的樂趣。

▲plain-me官網提供大量穿搭教學內容。網路擷圖

早在2005年創業初期，plain-me就成立官網，並在台北敦南商圈開設實體店，成為台灣第一家擁有自有品牌且結合O2O（Online To Offline，指整合線上行銷與線下實體銷售）的選物店。往後也開始受到知名造型師青睞，陸續與藝人、媒體合作，知名度漸開。2009年後持續擴大經營，在民生社區、台中、台南等地展店，目前有8家實體店面。

▲plain-me自有品牌「紀念品」的早餐店學中文TEE。

選物精神》為消費者提案，節省時間成本

一家選物店能夠留住消費者，在於品牌有沒有獨特的定位，建立出彼此溝通的頻率。透過主理人挑品的眼光為消費者提案，減少時間的成本，就是一個選物品牌值得溢價的原因。

劉威志和粘丁文成為消費者的眼睛，兩人從大學時期就是學長與學弟，劉威志熱愛搭配，在PTT創建「搭配版」，和同好粘丁文一拍即合。他們共同創業，共同經營穿搭部落格「Akko & Tim的型男養成日記」，不間斷記錄並分享自己的風格，帶領大眾學習相關知識。

plain-me在2005年創業初期，秉持把自己喜歡的商品帶進台灣經銷的初衷，確實在當時闖出名聲。但是劉威志坦言，就企業逐步規模化的過程來說，這樣的標準顯得不夠成熟，「開一家店要獲利不難，開第二家、第三家就是不同的邏輯。如果不看市場，只看自己喜不喜歡，沒辦法長久。」雖然業績持續攀升，成本卻居高不下，2015年以前幾乎是負債狀態。

劉威志決定重新打造品牌精神，不僅停止展店，也訂出「搭配美好的一天」的理念，並在會議上跟同仁持續溝通。摸索的過程繳了不少學費，他明白每一季要賣褲子還是襯衫、要賣哪個國家的品牌，除了每年的數據會說話，直接成為進貨的依據之外，他強調，「挑品取決於你要給消費者什麼價值？他需要的是什麼？」

「一直叫消費者結帳，他不會買單。可是我開始想如何讓你的生活更美好，來這家店要得到開心溫暖，得到穿搭的創意，才可以跳脫商品本身的價值，進貨準則也不一樣了。」

主理人的品味，加上市場的需求，才能連結商品，提升給予消費者的價值。

▲盧廣仲是2021plain-me形象大使。

經營定位》自製與選物並進，提升大眾美感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體質，plain-me逐漸找到更清晰的定位與管理方式。如今，plain-me經銷的設計師品牌有40%來自日本、20%來自韓國，美國、歐洲各10%，台灣20%。每季約有60個品牌，總共合作超過200個品牌，複雜度很高。而選物商品和自有品牌同時並進，營業額則約各占一半。

plain-me創立初期，很快成立自有品牌「COP」（含義為Confident Personality，意指充滿自信的人格特質）。COP扮演的角色，是增進與國外品牌的互動，成為跨界合作的橋梁，把台灣設計品牌帶上國際。在品項開發上，也能彌補消費者的需求，靈活度大。

劉威志解釋，時裝產業不是去市場批貨，兩、三週後就有貨進來，而是18個月前決定當年流行色，半年前的時裝週，已經宣告當下的流行，「我現在正在下明年春夏季的訂單，所以很早就知道明年的商品布局，對應到市場上缺少哪一類的單品。」COP就能進一步設計製作，及時提供市場需求。

此外作為時尚產業的代表業者，劉威志一直有為台灣紡織業盡一分心力的想法。2018年台灣文博會納入「Body Defining時尚的日常」主題，策展人齊振涵邀集台灣十大新銳服裝設計師，一起參與探討身體、時尚和創造力的展覽設計，其中就包括plain-me。當時plain-me找來長期合作的紡織代工廠勁達共同完成，不料也得知勁達即將收掉廠房的消息。

台灣紡織業日漸萎縮，劉威志認為plain-me能做的是持續推出精良的自製品，並提高台灣設計師品牌的進貨比例。「我今年會把品牌名稱COP改成plain-me，持續走創意路線。」劉威志表示，在國外談合作的時候大家不認得COP，只認plain-me，讓他決定改名。此外，他還有一個品牌「紀念品」，設計有台灣味的街頭時尚，加上另外兩個名稱未定的品牌，一支走高端市場，一支偏向大眾休閒，未來將有四個自有品牌。

定位更明確，四個品牌將涵蓋不同目標客群（Target Audience，簡稱TA）的各種需求。劉威志不斷思考，到底能給消費者什麼好處？「比較大眾的牌子，消費者對服裝需求考量就是以價格為主，這些人我們也想服務。還有正式場合需要的高端品牌，也是我的目標，需要慢慢切分。」

劉威志表示，plain-me一開始的目標就是規模化。選物店就兩個方向，很小眾、吸引某群人，或是提供多數人都需要的服務，做大眾市場。頗具野心的他笑著說：「小眾市場能改變的力量太小，大眾市場才能對社會有所衝擊，才有機會提升民眾的美感。」

▲范少勳演繹的plain-me與pierre cardin聯名款，重現品牌經典的時髦樣貌，並融入時下街頭風格。

沒有設限》聯名展現創意，延伸品牌價值

創業後才深刻了解經營事業有多複雜，十多年的起伏，讓劉威志堅持下去的是對穿搭和時尚的熱情。他強調服飾就是一個載體，每件衣服背後都有它的精神，「設計師用心生活，每年展現出來的主題，呈現的方式不一樣，這些創意我每次看都很開心，這個熱情支持我。」

▲plain-me和中信兄弟聯名「Be with Brothers」系列，將中信兄弟經典的配色，和具代表性的香蕉圖騰，轉化成適合日常的風格單品，大獲棒球迷好評。

目前的COP，也就是未來的品牌plain-me，會以創意為主軸，開發各種跨界聯名商品。COP一年有超過十種聯名，相繼與國際品牌URBAN RESEARCH，台灣gogoro、可樂果、中信兄弟等合作。今年更和傳奇品牌pierre cardin聯名，重現出品牌的經典樣貌，並邀請新生代演員范少勳詮釋，引起話題。

▲plain-me和埔鹽順澤宮創意聯名款。

翻玩創意，不能不提plain-me的經典聯名──去年在台灣爆紅的「順澤宮」。挪威三鐵好手古斯塔夫‧艾登（Gustav Iden）在2019年戴著台灣「埔鹽順澤宮」帽子，參加法國尼斯鐵人三項世界錦標賽，一舉奪下世界冠軍。這個意外來自於艾登在東京街頭撿到順澤宮的帽子，覺得很神祕，認為如果照顧好帽子，能夠帶來好運。未料此舉讓埔鹽順澤宮紅遍各地，宮廟帽供不應求。

劉威志一看到這則新聞，立刻找到順澤宮，推出聯名T恤，「消費者不一定會關注這種消息，這就是我們的工作，這些故事可以讓消費者更認識plain-me想講的東西。」

除了衣服，plain-me也有生活選物，水瓶、寵物用品、營養品，勾勒都會的生活新型態。劉威志強調自己「沒有設限」，只要保證選物的品味，都是plain-me的信念。

▲旅行小包是plain-me的經典長賣商品。

理性管理》服務差異化，留住鐵粉

為客人搭配美好的一天，走進實體店可以感受到「服務」的差異化，劉威志在意服務，包括網路客服不應推商品，無論退換貨、回應問題，都要細緻。他認為每個消費者都不相同，有人喜歡聊天、詢問趨勢，有人加入臉書社團不會發言，對plain-me而言就是客製化需求。

plain-me還舉辦實體店活動，邀請會員回來，並記住鐵粉的長相、姓名和喜好。生日也會手寫卡片，打入顧客的心底。劉威志率性表示，希望把客人當朋友，「我們經典的案例是巷口有家店，有賣我們的某樣商品，賣得比較便宜，客人要買我直接叫他去那邊買。我很誠實跟他說，讓他自己決定。」plain-me的TA平均25歲上下，其中一個月來兩次的鐵粉，大約有一千位。

近幾年營業額小幅成長，劉威志卻也坦言，離大規模選物店「完美平衡」的狀態還有一段距離。因為創業，電子工程背景的他持續進修會計、財務、統計等相關專業知識，未來還會親自處理請購。

▲劉威志認為選物店非常需要理性經營。

劉威志提醒想開選物店的創業者，必須想清楚兩件事：第一是要為消費者提供什麼；第二是要有管理能力，例如各種品牌有不同進貨時間、不同窗口、不同對帳方法，國外有進口貿易問題，國內有稅務問題。以時尚產業來說，品項很多，還分尺寸，複雜度倍增。再加上自製商品有數量的壓力，每個聯名品牌又是一個獨立專案，供應鏈管理、面料管理、時程管理都必須仰賴人力，「除了銷售數據，又牽扯到品味、風格、價位，必須從中讓所有產品發揮出來，得到利潤。」

劉威志了解大眾對「選物店」的浪漫想像，直言經營者必須非常理性，確立消費者需求，建立管理模式，穩紮穩打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