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統計數據的重重迷霧

最近，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人權組織「住房權利和驅離中心」把2007年「迫害住房權獎」授予中國政府，指責北京為了籌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迄今已經強行遷移了大約125萬戶居民，平均每個月有約13,000人的住房被強制拆除。2005年，這個人權組織曾將首屆迫害住房權獎授予中國政府，並指出，近十年來，中國有370萬城市居民因政府強制拆遷而失去了住房。

北京視統計真相為國家機密

對北京強制拆遷侵犯人權提出批評的組織雖然很多，但對失去住房的拆遷戶做出統計估算的卻只有這個組織。儘管北京經常傳出拆遷戶以死抗拒的消息，但中國當局一直否認北京居民遭到強迫拆遷和種種不人道待遇，並指責該人權組織所說的迄今為止北京有125萬戶被強迫拆遷的數據是誇大了──有趣的是，北京雖然指責該組織公布的數字誇大，但卻從未向外公布它們認為真實的數據。

其實，北京當局與其為統計數字的「準確性」去責備別的機構，還不如反躬自省。正是中國當局將各種影響中國政府形象的統計數據視為「國家機密」，才導致上述情況發生。

為了讓統計數據保持模糊性，中國當局在這方面設置了種種障礙，再加上「中國特色」的政情，研究者查詢中國統計數據常常面臨各種困難：

一、有意不公布具體數據。以拆遷為例，近十年來，中國各地因拆遷而導致的反抗不斷發生。國家信訪局承認，土地徵收徵用、城市建設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涉法涉訴等五大問題，成為現階段信訪的重點。但要想找到有關城市拆遷總數的公開統計數據卻非常困難。2007年1月23日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在「全國建設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聲稱：「城鎮房屋拆遷規模得到有效控制。前三季度拆遷面積同比下降17.6%」，但他並未提到作為比較基數的拆遷面積的具體數據。如此一來，要想研究拆遷對中國民眾的人權造成的傷害，首先就遇到一個如何將受傷害程度量化的難題。

政府部門之間數據自相矛盾

二、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出入很大。以教育部門亂收費為例，不同的政府部門對此的統計相差甚大。2004年1月6日，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2003年中國共查處教育違規收費8.53億元。但就在20天前的2003年12月1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2003年全國治理教育亂收費，專項檢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育亂收費案件，違規收費金額達21.4億元。兩個均為「政府權威部門」，調查的項目同為「2003年教育違規收費」，兩則消息發布時間相差僅二十天，但教育部統計的亂收費竟然只是國家發改會的百分之四十，少了12.87億元。

三、地方政府瞞報、漏報。這方面最典型的例證是GDP（國內生產毛額）增長數據。中國國家計委一位官員曾說過：「從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統計來看，地方確定的平均增長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兩個百分點左右。就是說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會定到9%左右。所以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會定10%。」這位政府官員還指出，不管地方政府上報的GDP增長率是多少，國家統計局最後會假定其中屬於誇大的部份平均為兩個百分點。

不許外國機構公布不利中國的數據

最令人稱奇的是，外國機構發布有關中國的統計數據，只要中國當局認為不利於中國，都遇到中國當局的抗議，有的被迫修改或刪除。為時不遠的公案有兩樁：2006年5月4日，著名國際會計公司安永公司（Ernst & Young）發布年度報告，稱中國銀行壞帳高達9,110多億美元，這個數字是中國政府公布的壞帳數字的2倍多，總額超過了中國當時的外匯儲備8,536億美元，從而招致中國政府嚴重抗議。儘管此前瑞銀集團（UBS）董事總經理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對中國金融系統壞帳的估算數額與之相差無幾，但安永被中國政府抓住了「痛腳」──這「痛腳」就是這份報告與安永不久前對中國工商銀行的審計結果自相矛盾。

由於此前這項業務，安永陷入了兩難困境：如果堅持年度報告公布的壞帳數據為真，那麼它為中國工商銀行等幾家銀行所做的審計就不真實，其職業信譽將面臨極大損失；如果堅持此前審計報告的真實可靠，那麼這個壞帳報告的真實性就值得懷疑。兩害相權取其輕，安永只能選擇它自己認為損失最小的一項，被迫收回該報告。另一件發生於2007年6、7月間，中國當局要求世界銀行刪改一份有關中國環境污染狀況的報告，原因是該報告指出污染導致中國每年有75萬人過早死亡。中方要求刪除報告的理由是擔心該報告內容會引起中國的「社會動亂」。

統計數據的不透明與混亂，既使中國當局可以屏蔽許多真相，也使中國研究在「求真」時面臨許多困難──而這正好是中國當局刻意想達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