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做為計價的單位。假設社會上沒有貨幣而有100種東西，每種東西要交換其他99種東西各有一個交換比例或價格，所以一共就有99×100÷2=4,950個價格，實在很複雜，想做交易的人很難記住這麼多價格，並藉以計算要做哪些交易最有利。
但若有貨幣存在，每個東西各有一個貨幣價格，人們只要知道這100個價格，就可推算出各種東西間的那4,950個交換比例。而且要賣任何東西的人可以先不管其他東西的價格，只要把他的東西盡量賣到最多錢就好，拿到錢再決定要買哪些東西也不遲。所以貨幣讓交易及分工變得方便許多。
然而不同國家常使用不同貨幣，因此要和不同國家間進行交易時，便必須把外國用外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換算成用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才方便做比較。例如1美元若值30元新台幣，則價格3美元即相當於90元新台幣。這種換算並不算困難，因此並不太會妨礙國際經貿往來。
就算有很多國家和很多種貨幣，而有很多相互換算的比例，也就是有很多匯率，人們也可和在國內用貨幣價格來掌握所有產品的交換比例一樣，用其中的一種貨幣當作主要的基準，以各國貨幣對這個關鍵貨幣的匯率來掌握所有貨幣間的交換比例。過去幾十年扮演這個關鍵貨幣的主要就是美元，在沒有特別說明時，通常講某國貨幣的匯率常即是指它對美元的匯率，美元好像是貨幣的貨幣。
匯率大幅變動加大國際經貿往來風險
這樣看起來還算方便的體制卻有一些缺陷，其中愈來愈明顯的一個是匯率常有頗大的變動，某國貨幣一升值，它的所有產品在外國的眼裡都變貴，一貶值則都變便宜。因此匯率的大幅變動不只使產品的相對價格常大幅變動，而使國際經貿往來的風險加大，各國也常有誘因讓其貨幣貶或升值，以影響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金融市場的吸引力。
針對這種匯率波動的問題有兩類相反的做法，一類是想在制度上讓匯率盡可能固定不變，另一類是要由市場供需來決定匯率。本文先談一下後者的部分問題。
由市場決定匯率的想法，出發點很單純。既然自由經濟之中各種產品的價格是由市場決定，而且市場的運作大致上也還頗有效率，因此貨幣的價格也應由市場決定。這種以「自由」為理念的主張當然很有說服力，代表這種主張的浮動匯率制度也風行了幾十年，然而這幾十年的經驗卻暴露了浮動匯率制度的缺陷。貨幣和一般產品很不相同，它的價格並不適合完全由市場來決定。
原先主張匯率由市場決定的人也許以為，對外國貨幣也就是外匯的供需，主要來自貿易。外匯的供給主要來自出口商的收入，也就是外國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外匯的需求主要來自進口商支付外國貨款的需求，也就是本國對外國產品的需求。因此當外國對本國產品需求大於本國對外國品需求時，外匯供給就大於外匯的需求，外國貨幣該跌價，本國貨幣就要升值，也就是面對較大需求的本國產品該賣貴一點。所以在這種簡化的想法下，市場決定的匯率變動符合產品供需該調整的方向，浮動匯率就是一個合理且促進國際均衡的制度。
投機者眾匯率與貿易已脫節
然而實際上外匯的供需卻不只來自貿易。隨著經濟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愈來愈多資金在國際間移動以追求各國間不同的利率和投資報酬率，甚至追求因匯率變化所賺到的升值利益或資本利得。投資和投機的外匯供需量已經遠高於貿易所引起的外匯供需，因此市場上決定匯率的主要力量不再是對各國產品的供需變化，而是各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以及投機者的預期和策略。因此匯率不只常出現大幅波動，匯率也可能和經濟基本面合理的水準脫節。
早期鼓吹浮動匯率制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曼（Milton Friedman）曾辯護說投機力量會使匯率更穩定。他說投機者的目的是要賺錢，而賺錢的條件是要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低價買進會使價格上升，高價賣出會使價格下降，所以如果投機者是賺錢的，那麼投機者的買賣反而會使原來可能有的價格波動幅度縮小。而長期而言，投機者不能一直輸錢，投機者一直存活即表示投機者是賺錢，因此是使價格波動減小的力量。這種說法看來很有道理，但卻是不正確的。因為投機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群人，即使投機者整體而言是賠錢的，其中仍可能有些人是賺錢甚至賺很多錢，而有些人賺錢就可能使很多人願繼續再投入投機活動，哪怕投機者整體而言是虧本的。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樂透。樂透的買家長期整體而言一定是輸的，因為政府、主辦機構、以及從業人員都要賺錢。但為何那麼多人繼續在買？並不是他們不知道長期整體而言一定輸，而是他們要賭一點點中獎的可能性。由這例子就可看出，賭外匯的投機者長期整體而言並不一定要賺錢，也就是不一定要使匯率更安定。更何況有些投機者可能具有藉炒作而影響匯率的力量，因此投機活動當然就更不一定能安定匯率。
國際資金完全自由移動非常危險
在相信市場能決定合理匯率的同時，很多人也相信並鼓吹資金在國際間的自由移動是有利的，美國更強力迫使其他國家要讓資金自由移動，而且要由市場決定匯率。我國在1994年也承諾要完全開放資金自由移動，當時中央銀行總裁梁國樹、陳昭南院士、王作榮教授、還有我都曾警告資金自由移動可能造成的匯率波動及其他傷害。但很多人仍認為自由化就是好的。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證實了國際資金流動的殺傷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E.Stiglitz）和著名投機投資者索羅斯（G. Soros）都出面指責這種盲目自由化的錯誤。並把迷信自由化的人稱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但他們仍未能矯正多數人對讓資金自由移動及由市場決定匯率的迷信。
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發生時，馬來西亞管制匯率和資金流動而被國際機構指責，後來馬來西亞卻似乎是靠管制而較安全，但國際仍未檢討外匯自由的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繼續要各國放寬匯率調整的彈性。多年來美國也一再反對其他國家干預外匯市場。美國多年來希望人民幣升值，但其官員提出的主張又是要中國外匯自由化而非直接要人民幣升值，以致讓中國和支持中國的人有很多拒絕的理由。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總算讓美國和國際機構見識到外匯自由化的殺傷力，因此最近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乃至G20會議，都已改口主張各國必要時應管制國際資金，算是還給馬來西亞及我這種長期反對盲目外匯自由化的人一個公道。但新的國際貨幣制度卻仍未被討論，更無共識。有些人想要回到以前的金本位制度，但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另一個極端，以後再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