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思想、和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自由是基本的人權。絕大部分人都不會也不敢反對。這種氣氛有時候讓人誤以為自由經濟也是不能反對的崇高目標。事實上和人權有關的各種自由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但需不需要自由經濟卻不是基本價值，而需不需要自由經濟的問題是要依學術分析的結果，看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是否更能達到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或目標而定。所以自由經濟不能和自由人權混為一談。而經濟科學的分析並沒有證明經濟上的各種自由都是好的或是必要的。
各種情況有不同的適當政策 經濟學未證明自由放任最好
經濟分析和經驗指出，政府對經濟高度干預的計畫經濟常是有害的。經濟分析也指出在某些條件下，個別產品依自由市場決定的價格和生產量是最適當的，因此自由的市場機能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常可使經濟體系順利運作而解決很多經濟問題。
但經濟分析也指出，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也常會出現問題，在那些「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恰當的干預可以提高社會福利。麻煩的是政府干預的方法不只一種，用了不恰當的干預政策有可能造成比不干預還大的傷害。事實上大部分的經濟學研究都是在分析各種情況下的適當政策，而不是證明政府不干預最好。
這些研究有的結論頗為明確，可以作為政策的依據，也有很多結論不明確或有爭議，但眾多的研究至少共同證明了一件事：經濟學整體而言絕對沒有主張自由放任是最好的經濟政策。
可惜很多人還是打著經濟學的招牌，或者把經濟的自由放任誤認為等同言論等自由人權，而主張各種經濟分析並未證明甚至已明白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這類主張有時候甚至是背後有私人利益動機在支持，因此很多不當的事就「假自由之名」而行之。
小事情不談，做為經濟學先進之美國所極力推動的金融和貿易兩大國際經濟自由化政策，其實就都不正確，甚至可能回頭傷害美國自己。本文先談國際金融自由化的問題。
國際資金若自由移動 小國弱國容易大波動
美國多年來常對外國施壓，要求匯率由自由市場決定以及國際資金自由移動兩項國際金融自由化。但經濟學研究並未曾證明這兩項自由化是好的政策。相反地，很多研究早已指出這兩種自由化可能造成的傷害。
在匯率並非固定不變的情況下，各國貨幣已不再單純是各國交易的媒介和儲藏價值的工具，而成為可以投機的資產。買進可能升值的貨幣在於貨幣升值後可獲得資本利得，和買賣股票沒甚麼不同。於是國際投機資金也就常把各國貨幣當成投機炒作的標的。
國際資金大量流入時該國貨幣升值而使出口及進口競爭產業受到傷害，但股票、不動產市場甚至某些奢侈品市場則得到繁榮。等到國際資金流出，股市和不動產市場崩跌，但已受傷的出口及進口替代品產業卻不見得能恢復。國家經濟在這種類似泡沫經濟的波動中出現很多浪費和傷害，較小或體質較弱的國家因為更容易產生大幅度的波動，因此可能發生更大的危機。這道理一點也不複雜，但多年來美國和國際組織卻一直強迫其他國家接受這種國際金融自由化。
1970年代在美國教書的財經六院士（劉大中、蔣碩傑、費景漢、刁錦寰、鄒至莊、邢慕寰）即依當時潮流而主張台灣也要自由化而採取浮動匯率制度。但政府很小心一直並未讓匯率真正由市場自由決定。而在外匯管制的當時，國際資金並不能自由進出我國，所以即使讓匯率自由浮動，問題也仍不大。
後來我國外匯管制逐漸減少，國際資金移動也逐漸增加，1994年我國對美談判時又承諾要全面開放資金移動，部分人士強力主張提高外資進入我國股市的上限。當時中央銀行梁國樹總裁、王作榮教授、還有我都曾據理提出反對。
但有些不懂國際金融的人士卻把「自由化」當成必然正確的做法，甚至還批評說經濟學者怎可以反對自由化。當時我國若大幅提高外資投資我國股市之上限，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時我國必將像東南亞國家一樣受到更大的傷害。
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國際資金大量撤出造成東南亞國家貨幣大幅貶值、股市和房市崩跌的結果，國際資金移動對小國經濟的傷害已很明確。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乃強力管制國際資金並固定其匯率。結果國際組織加以指責，有些評論者認為馬來西亞開自由化的倒車會受更大的傷害。但事實證明馬來西亞穩定住了。
不顧一切的國際金融自由化 等於蒙著眼睛豪賭未來
金融風暴之後有些人較認真思考國際金融自由化的問題。被認為是由國際金融投機獲利的索羅斯據理指責自由化所造成的傷害，並把那些盲目主張自由化的人稱為市場基本教義派。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 E. Stiglitz）除了由學理批評盲目的國際金融自由化之外，並指責美國財政部和國際組織是為了華爾街金融業者的利益而推動這些自由化（請參閱《經濟日報》2005年3月13日，A2版，〈駁放任新台幣自由升值的兩種錯解〉）。
然而美國政府和「主流意見」仍不為所動，在台灣批評自由化仍被視為保守分子。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造成全球重大傷害，更多人才瞭解到國際金融自由化並不像金融業者和市場基本教義派講的那麼好。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以及G20等國際機制才一反以前要處罰管制資本移動之國家的態度，反而要各國必要時應管制國際資本移動。對我們這些早就批評盲目自由化的人而言，這是遲來的正義，但對已因自由化而受傷害的國家而言，傷害卻得不到補償，甚至得不到道歉。
更糟的是盲目國際自由化的想法並未消退。美國不滿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的做法，但卻不是直接要求人民升值，而是要求人民幣匯率自由化。結果中國和支持中國的學者以中國仍未達自由化的條件來拒絕，中國鄰近的國家卻因為擔心美國的指責而不敢太干預外匯市場，因此各國貨幣竟比更該升值的人民幣升值更多，中國反而得到更大的利益，美國也反而可能更依賴中國的產品。
在匯率和資金之外，美國也要求其他國家開放金融市場讓美國機構和產品進入。其後果就是美國金融業的問題透過金融產品而深入各國，2008年金融風暴乃由美國的問題變成全球的問題。金融在各國本來都是因為有高度風險又會影響全經濟，而成為高度受政府監督管制的產業。各國監督若出問題，國界的阻隔也使問題大部分限在其本國內。但金融產業和產品的國際化，卻並未搭配足夠的國際監督管理。因此國際化的金融產業很可能造成更多的金融問題，也讓金融危機更容易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全球。
2008全球金融風暴對各國造成嚴重傷害，冰島更由於盲目擴張國際金融業務而使國家破產。但很多人還是盲目要求國際金融的自由化。美國財政部長蓋納即仍主張美國可對新興國家提供更多金融產品和服務，而被麻省理工學院的江森教授（Simon Johnson）批評為蒙著眼睛豪賭美國的未來。而我國政府和許多人也狂熱於對中國的金融投資和發展機會，而忽略其風險（請參閱《經濟日報》2011年4月10日A2版，〈海外發展不能蒙著眼睛豪賭〉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