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利潤早期可能主要來自資本的獨占力，資本家控制企業對勞工等生產要素的僱用，只支付給他們盡量低的報酬，而把剩下來的收益——也就是剩餘價值，全當成資本家的報酬或利潤。這當中資本家當然也承擔了企業可能失敗的風險。經濟更發達而資本更多之後，資本之間也有競爭，要獲得高利潤便常須做別人未做的事，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之後大家都知道要創新才有高利潤。在現在的國際趨勢下，我們更須由「個別技術的創新」再走向發展出「整個新產品的全產品創新」。
1980年代前 台灣靠低工資與國際分工獲利
台灣百年來的企業利潤也可說多是來自創新，但這些創新主要並不是科技上的創新，而是市場的創新。我們藉低工資生產在國外成本和價格較高的產品並大量出口，從而獲得很大的利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貿易自由化帶給我國很多這種市場創新的機會和利潤。全球化分工模式的發展再讓先進國家把生產鏈中的很多段落分給我國代工。因此台灣由低工資及這些國際分工機會得到很多利潤。
1980年代之後，其他工資遠低於我國的開發中國家加入國際競爭，特別是中國。由於台灣以前藉低工資和國際分工賺錢的機會漸漸減少，才開始努力技術的研發創新和產業升級。不過這些創新努力似乎抵不過國際競爭情勢的惡化。近幾年我國出口品價格持續呈下跌之勢，貿易條件惡化、企業毛利率降低，因此工資下降、失業率提高、產業投資減少、國民所得停滯。研發創新未能提升我國經濟的原因除了努力仍然不夠之外，國際合作方式也可能對我們不利。而目前國際合作又有由國際分工走向垂直整合的趨勢，台灣若不改變經營和研發創新的方向，恐難維持經濟發展。
1980年代後 生產與就業被開發中國家奪走
1980年代以來的國際分工有很多是由先進國家跨國企業負責規劃出產品和整個生產鏈，而將其中各段分別交給成本較低的國家生產。分到這些加工機會的我國廠商雖可獲得相當利益，但利益的大小卻常取決於主導的外國品牌廠商。當外國主導廠商把加工機會移給其他國家時，我們更連生產和就業也一起失去。
台灣廠商即使努力研發創新，所能做的多只是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為客戶提供設計、製造代工的服務，比OEM多增加了設計的概念），或只是在我們負責的那段加工或零組件中的創新。我們或許可因創新降低成本或為品牌廠商提高商品價值，而能在外國競爭中多保住一點生產機會，但利潤仍由外國主導廠商決定。有些創新的努力甚至造成我國廠商之間的自相殘殺，創新的利益多歸外國主導廠商。
最近外國大企業開始有自己垂直整合或操控全部生產鏈的趨勢。蘋果由創造全新的產品出發，產品大部分的生產鏈都由蘋果自己設計控制。三星透過其大規模及多樣化發展也掌握了其產品生產鏈的大部分。中國廠商和國家規模都特別大，也明顯有自己掌握全局的策略。連美國也開始要把外包的生產移回美國。在這種情勢下原來靠國際生產鏈分工而取得機會的我國和我國企業，勢必將受到很大的衝擊，國家產業發展的前景因而很不樂觀。
我國可有的對策之一是走向全產品創新，也就是努力創造出整體而言可說是和既有產品很不一樣的全新產品，以避開已被人操控的既有市場和技術專利。
全產品創新可能努力的方向之一是由目前我國企業大量為人代工的產品著手，發展出更進步的產品。從我們已擁有的技術和人才來看，這看似是一條較容易的路，但實際上這些產品相當複雜，其中很多部分都有外國掌控的技術和商譽，我們並不容易避開它們所設的障礙。除非我們有極大的創新，否則也不容易取得市場競爭優勢。所以這方向值得努力，卻不是主要的方向。
台灣的三大利基： 少量多樣、資訊技術、多元文化
以台灣的企業規模和技術能力，我們較可能有競爭力的是另一個方向，即市場規模較小甚至仍不存在，而未被大型國際企業掌控的產品。這類產品競爭不大，只要較少的創新就能與眾不同，甚至成為全新的產品。這類產品市場較小，超大型外國企業和外國政府也較不會用不公平的手段來搶奪市場。而台灣在這類產品發展上也有一些利基。
台灣可運用的第一個利基是台灣企業在傳統消費品的長久經驗和全球產銷據點。多年來我國有許多這類產品的少量多樣化設計生產經驗，近二十年的產業外移雖使不少廠商偏向降低成本和擴大生產，但這種少量多樣化創新的能力應該仍有不少尚未消失。
台灣第二個利基是電子資訊工業深厚的技術和生產能力。這些能力雖不易在大宗主流產品上和蘋果及三星等超大企業抗衡，但把它們運用到其他產品卻有很大的機會。12年前（2000年）我在綠色矽島發展藍圖中已提出傳統產業結合高科技產業的主張，最近政府也重提了這種主張。我國因為兩方面都有甚高基礎，因此這種結合必能創造很多外國想不到的新產品。
台灣第三個利基是特殊的文化和生活背景。我國不只文化多元，各種文化之間的不相排斥，例如各宗教的領導人可以同台祈福，更是一般國家所少見。而我國生活方式也少有傳統束縛，可說十分自由。因此我國有寬廣的文化和生活創新的空間。特別是在東方文化方面，台灣也許是東方唯一既經濟高度發展，多元文化可以融合，生活思想又可高度自由發揮的國家，因此在和東方文化生活有關的創新方面，應有極多機會。
政府常把文化創意當成一個獨立的產業來看，因而使文化創新侷限在流行音樂和電影電視等領域。但實際上我們更該重視的是在各種我們已有或可以有的產業中，加入更多文化創意，創造出新的產品乃至新的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產品常可說是創造了新而獨特的市場，因此所需的新科技和其他創新可能較少，而且也較不會受到外國的專利障礙，所以特別適合中小企業努力。
除此之外，我們仍有其他利基可以開發。不過這些新產品常常須有多種技術及能力結合，就像張忠謀先生所說的創值（Value Creation）一樣，要有多種創新同時進行，才能生產出產品同時為它創造新的市場。它們雖不像大宗高度競爭的主流產品的創新那麼難，但也比過去大家所知道之單一新技術的創新和商品化複雜很多，因此不僅企業界要有新的努力方向，政府也要提供使不同的創新者和企業能夠更容易合作以形成整體新產品的環境。N
陳博志
作者為前經建會主委、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暨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為台灣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