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分配不均的問題在全球早已引起高度的重視和紛爭，反全球化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乃至於我國的太陽花學運，都和分配不均的問題有關。去年法國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引用歷史資料而直言分配不均將造成社會動亂，結果這本書在全球甚受重視並再引發了很多有關分配不均的討論。
其實在費景漢院士、陳昭南院士、以及當年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的一些學者的領導下，所得分配的研究在台灣也曾是揚名國際的顯學。不過皮凱提這次在台灣引起的，卻有不少只是跟著起哄或瞎捧遠來的和尚的文章而已。從台灣的經驗和觀點，皮凱提的分析和主張還有不少可以評論或改善的地方。本文只談他未觸及的「權貴資本主義」。
加重資本稅的對策 治標不治本
皮凱提的討論，多著重在財富和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而少深入分析其原因。他主要的論述是說，歷史資料證明資本的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因此有錢人的資本很可能增加得比所得更快，而使財富和所得分配更不平均。而他的對策，主要也是要對資本加重課稅，以降低有錢人資本累積的速度，而避免財富集中的程度快速提高。這主張有其道理和價值，但就像孫中山先生對馬克思的批評，皮凱提討論的多為病癥，而少了解病因和生理學。因此皮凱提的對策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對抗療法，而未治本。
分配不均的原因很多，若能針對原因去採取政策，不僅可以治本，實際上也較為可行（請參閱拙著，《看》雜誌本專欄2008年〈全球化是否使所得分配惡化〉，2009年〈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在說甚麼〉，以及2015年1月台經月刊〈分配不均也要從根本原因改善〉）。
不同原因之分配不均，會引發社會動亂的力量也不相同。而在所得和財富分配不均的眾多原因中，最嚴重的是「分配的方式不公平」，以及不公平的分配又進一步使有錢有勢的人能造成對他們有利且更不公平的分配方式。這種不公平是人民最大的不滿所在，也是分配不均最可能造成社會動亂的原因。皮凱提並未特別注意這種原因，但在這種不公平情況嚴重時，任何政府只靠皮凱提那種對資本課稅的政策，是不足以平息民怨的。即使分配不均的程度不高，嚴重的不公平分配方式一樣會引起極大的不滿，特別是這不公平的方式是由政治力量所造成時，更可能引發動亂甚至革命。
最嚴重的問題乃是政商勾結
「分配方式的不公平」常是因為制度不當、不平等以及不民主。而不公平的分配之所以能造成更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則是因為對有錢有勢的人有利的政商勾結、裙帶資本主義或者權貴資本主義。這在東方社會特別是在中國，是遠比所得和財富集中度更為嚴重的問題。頂新事件在台灣可以引起這麼大的不滿，甚至使人民廣泛質疑政府高層的政商關係，即顯示不公平的政商關係讓平民深惡痛絕。
有些富商把台灣人民最近反對不公平之主張和行動，批評為反商或仇富。但台灣人民絕少人批評張忠謀等表現正派的企業家，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有錢，成為王永慶或其他有錢人。所以這些批評別人是反商或仇富的人士，很可能是自己無知，或者是政商關係的獲益者而想模糊焦點。台灣人民甚至大多數現代人實際上都不反商、不仇富，只恨不公平的政商勾結以及為富不仁的奸商。那些批評人民反商或仇富的人，該自己反省一下是否做了某些甚至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或主張。
中國政商勾結遠比台灣嚴重
中國的政商勾結、裙帶資本主義以及權貴資本主義等不公平現象，遠比台灣歷來情況還嚴重，若不盡速改革，不等中國經濟出問題，也不等分配極度嚴重不均，政治社會就要先出大問題並很可能造成重大傷害。人民對社會不公平的不滿常會在累積到一定程度後忽然全面爆發，當權者不能以目前的平靜或仍能壓制而不求改革。
中國政府最近大動作肅貪，雖有可能是在朝正確的方向改革，但由這些案件規模之龐大，卻也可看出問題不是那麼簡單。薄煕來、周永康、令計劃這些案子涉及的貪瀆金額竟以千億計，而一個貪官的情婦也可達數十人，這種情況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長期未被發現，何況是在監視極為嚴密的中國。這些弊案長期未被揭發的原因，以台灣經驗來看，最可能是很多官員都有類似情況，不只是見怪不怪，而且相互牽制，一人被揭發就可能把其他人也供出來或扯出來，所以官員會互相包庇，甚至高喊團結就是力量，而圖繼續分贓。很多弊案都只有在有更重大的利益或鬥爭時，才會被揭發。所以目前已爆的案子恐怕連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
中國政商勾結和權貴資本主義特別嚴重的第一類原因，是經濟體制的落後及快速變化、政治的不民主以及資訊的封鎖，這使權貴們可以自由地上下其手。在落後體制因經濟快速成長而必須快速改變時，權貴們不只可在不同制度中套利，也可以透過先知道新的制度甚至把制度弄成對自己有利而獲得巨大利益。而在政治不民主及新聞和資訊被管制的社會，人民不易普遍知道這些弊案，知道了也不敢或不能講出來，更不能批評或反抗。所以權貴團體可以由國家人民奪取極大的利益。這在台灣也有豐富的經驗。
而中國經濟的龐大規模，使各項政商關係更容易獲取巨額的利益，且形成廣泛而更有影響力的政商和權貴利益集團。中國的強權作風，也使某些政商和權貴集團能藉國家政策得到更大利益，不只奪取人民利益，也脅迫外國讓利。權貴資本主義也可把謀求私利甚至盜取國家資金的產業政策，包裝成發揚民族主義的國家策略。人民也可能因民族主義而把這些權貴和官商勾結者當成國家英雄。即使在政治較自由民主，資訊也透明很多的台灣，一些官商勾結者或權貴分子，也仍因其取得的龐大財富和事業而獲得美名。
中國領導人應盡速推動民主化和公平化
即使人民已知道官商勾結和權貴資本主義的不公平，但在快速經濟成長的環境下，極度貧窮的人數和比例確已減少，而且人民多半對未來懷抱很高的希望，而認為追求自己的成功更重要，甚至加入官商勾結和權貴資本主義。這種以自己之利益為優先的華人思想，是台灣人民長期縱容黨國和權貴資本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能夠維持社會安定的重要原因。
1989年6月7日我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與會學者也多擔心中國經濟發展，但我說從台灣經驗來看，中國政府會讓人民有更大的賺錢空間及自由，以忘卻其他的問題。現在看來這預言大致是正確的，中國發展出有錢人比在先進國家更不受約束的「叢林權貴資本主義」。
然而上述各項讓人民容忍權貴資本主義的因素，都將縮減甚至反轉。肅貪的行動即使有權力鬥爭的成分，仍將讓人民更了解及重視這個問題，也使官員相互包庇的網絡和默契出現裂縫。體制的逐漸進步和完備，以及民間取得資訊之管道的擴大，使官商勾結被揭發的機會變大。愈來愈不公平的分配，以及國外對不公平問題的廣泛運動，使更多人民覺醒。中國政府對外的強悍和自信，也將使中國人民對內有更強悍的改革要求。而經濟成長率的下降，房市等經濟泡沫的消退，來自工資更低之國家的競爭，也將使更多人民不再以未來的希望麻醉自己，所以歷來和當前的不公平和不正義，將漸成人民的焦點。台灣太陽花學運和香港的占中運動，不只顯示人民遲早要覺醒，也是對中國人民很重要的啟示。
中國現在不公平和不平均的問題，已比20世紀的農民和地主問題嚴重，當中國人民對現在的不公平和不民主覺醒而動起來時，它的力量將比上個世紀農民對地主的不滿要龐大，而且是全國性的。當不滿情緒由現代資訊管道散發時，恐怕誰也擋不住。
中國的領導人應該盡速推動民主化和公平化，不只掃除既有的權貴資本主義，也讓人民的不滿有合理的管道宣洩，以避免人民的不滿足累積成爆發性的社會崩潰。如果中國能及早改革，避免不滿的廣泛爆發，中國人民也將和台灣人民一樣善良，可以忘掉改革者和他的前輩們所曾犯下的很多罪行。所以，習近平主席應該學習蔣經國總統，及早進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