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辭典：何謂「德菲法」
「德菲法」也稱「專家調查法」，是一種採用通訊方式將所需解決的問題分別發送到各個專家手中徵詢意見，然後回收彙總整理出綜合意見，再將該綜合意見和預測反饋給專家，再次徵詢意見，各專家依據綜合意見修改自己原有的意見，然後再彙總……這樣多次反覆，逐步取得較一致的預測結果的決策方法。
2015年台灣經濟成長表現，不足1%，猶如金融海嘯再現。在全球經濟「略見起色」，又適逢第三度政黨輪替的2016年，台灣經濟前景是否仍然不樂觀？還是能盼到久違的「春燕」？
2015年台灣經濟研究院在一項研究計畫中，找來全台灣各智庫、研究機構、產業協會、外商銀行中的數十位專家，採用「德菲法」（Delphi Method）對台灣中長期經濟成長的看法進行探討，希望在專家多次的反覆思考下，得出一致性的預測結果。這項調查的時間是從2015年年中進行到年底。結果，在第一輪時，專家們的意見有些歧異，第二輪之後，樂觀者僅剩一人。這位與眾不同的樂觀者是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龔明鑫。
由於台灣經濟發展高度仰賴外貿，經濟成長通常取決於外需，因此難以脫離全球經濟大勢走向。而2016年國際經濟趨勢，多數觀察指標都預測美國穩健復甦，歐洲與日本將呈現平穩，但中國卻是一大隱憂。而台灣的主要出口國正是中國大陸，因此龔明鑫坦言：「外在情勢、趨勢是悲觀的沒錯，但是我也有樂觀的理由。」
在悲觀的局勢下，為何會有樂觀的期待？這應該是悲觀多時的台灣民眾所渴望知道的。以下是龔明鑫的剖析。
問：您如何看2016年的台灣經濟？
龔：我先說普遍的看法，解釋為甚麼大家悲觀。看台灣經濟需要從全世界趨勢去了解，因為台灣依賴國際經濟比例是滿高的。大家普遍認為2016年情況會比2015年好，但好不了多少。最健康的就屬美國，穩健地走在復甦軌道上，而日本、歐洲雖然各有結構性的問題，不過看起來會比2015年稍微好一點點。就2016年來說，歐日至少對全球不會是扣分的。
最大的變數就是中國。有越來越多跡象顯示中國經濟沒有想像中樂觀，雖然2015年經濟成長率還是有6%多，但進口衰退的幅度高達15%以上。台灣對中國的出口衰退則是13%，台灣當然就很慘，因為我們有25%左右的出口到中國，加上香港則是39%。
不過，這不是台灣的問題，因為所有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都呈現大幅的衰退現象。也就是中國本身的經濟，跟過去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它已經不需要那麼多的進口。中國多數的進口是用於「來料加工」然後「再出口」，大多數是中間原物料或是零組件，較少進口消費品，因此這表示中國的出口情況也不好。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東協，尤其是比較先進的東協六國（印尼、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汶萊），去年的進口衰退幅度也是百分之十幾，出現與中國同樣的情況。那麼，這就幾乎是整個亞洲的問題了。而台灣有39%的出口仰賴中國大陸（包括香港），有約兩成的出口在東協六國，加起來占了幾乎六成。也就是台灣的經貿活動跟亞洲綁得非常緊。台灣出口歐、美、日總共大概三成，但這些地方今年經濟卻是比較穩的。所以就外在情勢上來說，今年台灣經濟雖然會比去年好一些，但趨勢上還是悲觀的。
台灣的經濟發展，過去高度仰賴外需，嵌在國際供應鏈，尤其是亞洲地區的供應鏈。Thinkstock
問：台灣為何如此仰賴亞洲的出口市場，尤其是中國？
龔：因為過去在亞洲地區建立了一個供應鏈關係，由亞洲四小龍做為串連者，擔任串起「先進國家市場」與「開發中國家生產基地」的角色。當先進市場需求增加時，亞洲四小龍是第一個接到訂單，然後做供應鏈的分配，所以會最先好，享受到整合亞洲供應鏈體系的生產利益。
台灣的經濟發展，過去就高度仰賴外需，嵌在國際供應鏈，尤其是亞洲地區的供應鏈。假設歐、美、日這些最終市場進口了一元的消費品，這些亞洲地區透過供應鏈或零組件的互相供給，創造的貿易效果倍數是遠高於那一元，產生了貿易非常熱絡的現象。但現在這種情況不再，甚至於逆轉了，那麼負面效果一樣會很大。而台灣自己的「內需」也沒有做為短期間支撐經濟活動或發展的支柱。現在就很明顯發生這樣的現象。
除此之外，亞洲四小龍裡，台灣跟香港還有更慘的部分，就是在過去十幾年中，投資成長率或投資一直不振。當然這有很多原因，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投資上的「排擠效果」，也就是被中國磁吸，被快速發展的中國吸走投資資金。在這部分，韓國跟新加坡就比較沒有問題。所以過去的十幾年當中，台灣與香港發展的困境非常類似，也就是說，台、港的外貿非常依賴中國，內需成長活動的空間又非常小，投資一直不振。
德國總理梅克爾2005年11月上台後大力推動「投資未來」的產業政策，因此能率先將工業4.0的概念具體落實。Getty Images
問：局勢如此悲觀，且在數十個經濟專家都傾向悲觀的情況下，為何您還是樂觀看待台灣經濟？
龔：從今年來講，的確是非常的困難。一般數據來看，能不能「保2」（經濟成長率保住2%以上）都有不同的爭論。我覺得中間有一個關鍵，如果先把政府的角色拿掉，讓市場自然去運作的情況下，台灣今年要「保2」的機會不大，也就是能不能超過2要看政府的表現。
自由經濟並不是政府只做好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就好，其他甚麼都不用管，那好像是在規避政府該盡的責任。從2008年開始，全世界的政府，從美國、日本、歐洲到中國，在經濟活動上事實上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更不用說韓國一直如此，新加坡也是。那就涉及到政府需要「有所為」（do something）了，而政府要做甚麼，就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像在2009年的時候，政府發了消費券，花了八百多億，但後來產生的效益非常小。因為原本民眾要拿現金來花，但既然給我消費券，那就用消費券去買，現金就存起來了。在不景氣的時候，大家本來就會多存錢，發消費券只是把更多的錢存下來而已，事實上一點幫助都沒有。雖然當時台灣遇到的是一個短期景氣問題，但是解決或做的事情一定是要對長期有幫助的，而不是為了短期消費增加而努力，否則真的很浪費。
德國也曾經有消失的十年。1996年到2005年間，德國經濟累計成長14.6%，遠低於歐盟15國（東擴前舊會員國）的24.0%、美國的39.9%，以及全世界的成長45.6%。2003年，德國Ifo經濟研究院院長H.W. Sinn更公開稱德國為「歐洲經濟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後來德國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改革，決定「投資未來」，把社會福利的錢做了整理，節省出一些錢，然後政府做為領頭，在2006年到2009年用了250億歐元來投資未來，投資在五項領域、十七項高科技領域的研發創新。這是一個革命性的做法。到2010年又篩選出五大領域範圍，2014年又鎖定了六個領域的優先項目。連德國這個全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都必須在資源上做一些聚焦，才可以發展出工業4.0。
這是德國總理梅克爾2005年11月剛上台後就做的決策。一個國家要經歷這麼大的改變，通常是政權改變的時候，在剛當選、有高支持度、有較大魄力時做這樣的事，才比較能成功。日本也是在安倍晉三上台時，發生革命性的轉變。同樣道理，台灣也必須有一些革命性的想法。2016年的現在就是一個時機點，這就是為甚麼我還抱持樂觀態度的理由。
台灣在內需發展上，有相當多提高生活品質的工作可以做，例如社區照護。Thinkstock
問：您認為台灣政府應該有哪些革命性、不同於以往的政策？
龔：未來台灣需要兩個新平衡（new balance）。第一，過去強調的是供應鏈體系，尤其是亞洲的供應鏈，單單中國與東南亞就占我們出口比例將近60%。台灣勢必有一些出口比重一定要從亞洲移轉到先進國家去。
第二，台灣在面對「外銷」與「內需」的發展上，也需要一些平衡。台灣的每人GDP現在是兩萬多元美金，如果以PPP（「購買力平價指數」，意指經過國際間實質購買力的調整）來說，已經大約達到四萬元美金，幾乎快接近先進國家水平。但台灣的生活水準、環境，感覺上落後差距卻很大。這就是因為忽略了內需，拚命用代工的方式，生產的都是別人要的東西，而沒有真正關注那些提升生活品質的東西，所以變成生活水平、生活環境很低落，薪資也變得很低。這就是台灣需要平衡回來的另一部分。
所以，有很多內需的部分可以做，包括都市更新、綠能科技、社區照護、智慧交通等。台灣過去都是做一些個人用的電子產品然後賣到海外去，家庭或工廠裡或許有很多智慧化或自動化，但一跨出家庭與工廠，更具有系統性的東西就沒有了，只有零組件代工。
大家有個誤解就是說，「台灣的內需規模不大」，而且「嵌在國際供應鏈」與「從台灣出發」這兩件事情好像是互斥的。但基本上我覺得是不互斥的，可以同時做。老年照護、食品安全、智慧交通，這些是台灣的問題，也同時是世界的問題。在台灣做出系統性的解決辦法後，當然就能拿到國外實施或出口。
2009年為了振興經濟發放給全民消費券，中華民國政府因此舉債了新台幣858億元。王修攝影
問：以上方向，與台灣政府現在的做法有何不同？
龔：過去台灣特別注重出口與貿易，關注的焦點自然就會是關稅等，跟人家談判就「打得乒乒乓乓」。我們應該更聚焦在投資創新上，而這投資創新不能只是代工製造，一定要有創新研發。必須能夠從台灣出發，走向世界，而且具有未來性，也就是「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
當然，過去政府也喊出很多產業政策，但像是國發基金也好、台矽基金也好，通常都是由下而上（bottom-up），比較被動，也就是「好，大家來提案，我來審查，我覺得不錯那就可以」。但這與產業發展的主軸或政策沒有相嵌在一起，資源就會散掉，很可惜。過去喊過各種重點產業，都淪為口號，因為沒有實際的行動、投資去引導。
政府要很清楚要做甚麼事情，要扮演點火的功能，自己也要帶頭投資。比方說，2009年拿去發消費券的那800億如果用來做投資基金，再引領一些民間資金或海外基金進來，用來投資新興、具未來性的產業，經過投資的槓桿作用，產生的效益將有多大！當然中間有可能失敗，但只要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成功，就是了不得的事。
當然一個政策能不能成功，除了要有完善的規劃，還要能具體落實，要有方法、行動力、執行力，還要能引起民間一致的行動。現在的開發基金都只有六、七個人而已，怎麼有專業去判斷投資甚麼未來？過去台灣有很好的歷史經驗，如以前的交通銀行或中華開發銀行，扮演的是投資銀行的角色，聚集一批非常專精的人來做未來投資的判斷，而且大部分做的是長期投資。這判斷力的養成是非常重要的，經過這些專業判斷，一旦投資了之後，其他資金就會跟進。
但後來這些機制都沒了，因為所有銀行都改成商業銀行，商業銀行都做短期的貸放，不可能做投資事業。那麼長期投資台灣未來的這件事情，就等於不見了。所以到後來你看到台灣很多做的事情都非常短。
台灣南部有充分的日照可以發展太陽能發電。Thinkstock
問：投資需要人才與資源，政府應該如何協助取得這些資源？
龔：我認為從國發基金做一些重新整合、調整，再配合民間的資金與外資，在錢的這部分是可以做得出來的。人才的部分，因為很多人才都散掉了，短期內恐怕要依賴外國人才，經過三、五年，慢慢把我們自己的人才養成出來。
過去那種密切參與供應鏈的思維，因為供應鏈不可能拉得太長，所以到後來供應鏈整合就會是亞洲，尤其是中國。但是，人才、知識、技術以及資金的整合就不是，因為更好的技術、資訊、知識，是在歐美。所以未來的國際連結，主要的連結對象就會是先進國家。這是另外一個平衡，從過去過度依賴貿易、過度依賴中國的經濟模式，重新稍微平衡到跟先進國家連結。
比方綠能科技的部分，台灣海峽有全球數一數二的離岸風場可以發展離岸風電，而南部有充分的日照可以發展太陽能。而這些技術最好的地方是歐洲，最好的儲能設備是在日本。我們必須不斷地跟先進國家進行交換與連結。
其實最近也看到很多外資來台灣，他們很清楚，下一世代的產業都還沒有真正的標準，必須去了解或試驗亞洲試用的可能性，台灣當然是進行測試非常好的地方。從時間點、必要性來講，這都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這就是我對未來台灣經濟還保持樂觀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