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青年失業現象日益嚴重，窮人總量增多，結果導致世界日益左傾。美國作為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在2016年大選中，居然出現一位公然主張社會主義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他的備受歡迎，對希拉蕊形成極大壓力。
政治理念相差懸殊的美國總統大選
希拉蕊、川普分別在內華達和南卡羅來納州勝出，傑布‧布希已經正式宣布退出。從目前的情況看來，與歷屆總統大選相比，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最富戲劇性的看點在於兩黨候選人政治主張的極端化。
在民主黨方面，一直被視為主流的希拉蕊與公開主張社會主義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選情上相差不大，誰將成為民主黨候選人，可能得等到約一半州的選舉完畢後才會明朗。希拉蕊在民主黨的主流派裡已經算是左翼了，其選票主要來自於社會底層、左翼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權主義者、同性戀、移民支持者等。但桑德斯公然宣稱自己是民主黨社會主義分子，主張免費大學教育、全民醫保（Single Payer Health Care）等北歐社會主義做法，則幫助他贏得很多青年大學生的支持。加之桑德斯強調他的政策不分種族，全民得益，這對收入較低、偏好更多社會福利制度的非裔黑人和拉丁族裔很有吸引力。
共和黨方面，目前選情略為領先的川普（Donald Trump）提出的主張有：美國不再接收伊斯蘭移民，美國出兵與伊斯蘭國作戰；美中不惜發生武裝衝突，美中的貿易逆差將消除；大量墨西哥非法移民被遣返，美墨邊境築起一道高牆防止墨西哥人偷渡入境；美國多元文化將被基督教文化取代。他的主張連英國首相和以色列總理都覺得不可思議，但卻受到求新求變的共和黨選民的支持。
克魯茲（Ted Cruz）的政見得到部分共和黨選民的支持，其核心主張包括減稅、加強國防以及為各級政府「瘦身」。最近，他還主導參議院通過將美國華府中國大使館前面的路更名為「劉曉波路」，引起中國政府強烈反應，迫使白宮發言人表態，白宮將否決這項提案。目前，他與川普的選情落差不大，外界認為他有希望從川普手中搶奪保守派共和黨選民的選票。
美國總統大選觀察人士評述這依然是近20年來政見分離最大的總統競選，代表中左的希拉蕊的政治主張實際上是要守住美國；代表中右的川普是要改變美國。希拉蕊要守住的是：歐巴馬健保改革的成果不被共和黨廢棄，民主黨的移民政策付諸實現，對富有階層加稅，加強對華爾街金融的監管，這些都是民主黨向來的主張。
外界普遍認為，2016美國總統大選，如果是希拉蕊與川普對決，是中左與中右的對決；但如果最後是桑德斯與克魯茲對決，二人的差別比上述兩人更大，將成為極左與極右的對決。美國前總統卡特在採訪中說，他寧願川普當選，也不願意看到克魯茲當選，相比下來，川普竟然算不那麼極端的，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美國的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中產階級正在減少
美國政治的極端化在小布希時代開始，但現在看來，小布希的新保守主義幾乎是小綿羊一樣的溫和軟弱了。歐巴馬時代的中左即將在無所事事中結束，2016年美國大選，不管是民主黨當選，還是共和黨當選，美國政治的極端化會繼續。穩健的中左、中右不見了，主流政見和政府政策的急劇搖擺常態化。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美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中產階級正在減少，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
美國是一個橄欖型經濟結構的社會，美國中產階級隊伍的迅速形成是在二戰之後，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數量比二戰時翻了一番，中產階級人數占美國全國人口的60%左右，窮人與富人都占少數。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統計數字，美國中等家庭收入水平在1999年達到了頂峰，之後開始逐步下降。
美國人口普查局2014年8月份公布的數據從三方面表明中產階級處於衰落之勢。
一、從2000年到2011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下降了7%，為68,828美元，而美國最富有的家庭淨資產中位數卻上升了11%，達到630,754美元；貧困家庭淨資產中位數則出現了負增長。
從家庭收入方面來說，金融危機後的2011年，美國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49,103美元，剔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生活水平低於1989年；如果與2000年相比，這些家庭的年收入減少了4,000美元。
二、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收入的總數在全國所有家庭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1970年，這一比重為62%，2011年下降至45%。
三、美國人擁有自住房比率下降。
美國夢的傳統標誌之一是擁有自己的住房，美國人擁有自己房屋的比率，從20世紀90年代中開始穩步上升，由1995年的64.7%一路升至2004年的69.2%，這也是目前為止的最高紀錄。2005年後住房擁有率開始下降，這也是房地產泡沫破裂的開始，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美國人的住房擁有率為64.4%。跌至1995年水平。
四、收入差距擴大。
美國《華盛頓郵報》在一篇報導中說，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一個大公司老闆的收入最多為一個工人的50倍，而現在達到了350倍。
五、中產家庭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通常是丈夫掙錢，妻子做家庭主婦，還可以撫養三個孩子；靠丈夫一人的收入，可以購買一套普通住房和擁有兩輛汽車，還可以駕車出去度假。現在，一個三、四口之家的中位數收入家庭，如果購買一棟20萬美元的住宅，首付需要2萬至4萬美元，然後每月需要支付1,400美元的購房抵押貸款、房產稅及保險費等；每月用於購買食品、衣服和支付生活服務費的金額為1,200美元；每月償還車貸為700美元。如果需要自己支付醫療保險費，這個家庭每年需要支付4,000美元至5,000美元，那麼可以用於帶孩子去度假的錢就所剩無幾了。
美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中產階級正在減少，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Thinkstock
美國一直以本國中產為主的社會階層結構自傲，認為中產階級家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既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也有利於推動社會消費，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一個國家要收入高還要均貧富，那就只有中產階級壯大。這也是政治上穩中求升的社會基礎，否則富人主導的國內政治專注守成，窮人主導的國內政治專注變革，都要導致動盪。現在，美國中產階級萎縮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這個問題既與美國國運相關，也是美國政治的關鍵。過去數年來，共和、民主兩黨主流派都沒能提出一個可行而且可持續的方案，於是選民在無奈和絕望中，把眼光轉向極端派，這就是2016年美國大選兩黨候選人政治主張極端化的原因。
美國是全球政治傾向變化的壓艙石
從互聯網普及的九十年代末開始，我一直關注美國的總統大選。因為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天應對的事務主要是國際事務而非本國事務，這個國家就是美國總統。從二戰結束以後，一直是美國出錢出力在為世界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即充當「世界警察」這一角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總統幾乎就是世界總統，他對地區衝突、民主、人權、戰爭的態度與干預程度，決定這些事務的階段性走向。
1968年歐洲的紅五月導致歐洲政治左傾，延續至今天，形成尾大不掉的高福利制度。如今全世界青年的高失業率，已經導致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但這所謂的阿拉伯之春不僅沒為這些國家帶來春天，反而使中東北非地區陷入了長期的戰亂與動盪，催生了ISIS與淹沒歐盟的敘利亞難民潮。在世界嚴重左傾的今天，美國2016大選中勝出的總統，其政治傾向對世界未來的政治格局演變的影響，實在不可小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