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很難改掉已長期採用但不恰當的做事方法或態度，其原因可能是習慣、惰性、不願認錯、無知，或者是固有觀念難改等等因素。而有時候人們即使知道現在的做法不恰當，但因為這做法長期已投入很多無法收回的成本，塑造了很多規格和規定，也形成了很多利益關係，以致若要改採長期而言可能更好的做法，短期內卻要造成不少損失以及很多人利益的改變，因此依較短視的立場及相關個人的利益，這個不恰當的做法就可能無法改變，而繼續錯下去。這就是所謂「途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問題。新政府即將上任，但有一些問題領導人和人民若不能認清國家人民的長期利弊並痛下決心，將會因途徑依賴而延續下去，失去改革的機會。
途徑依賴典故：
鐵路軌距由馬屁股寬度決定
途徑依賴最有名的故事可能是鐵路的軌距。鐵路的標準軌距是1435公釐，也就是4英呎8又1/2吋，這個長度不是整數，看起來沒有甚麼特別的道理，但有一說它是依照羅馬時代兩匹馬的屁股寬度決定的。羅馬人的戰車用兩匹馬拉，所以戰車的輪距就需大約是兩匹馬屁股的寬度。羅馬人在歐洲的道路就依這寬度建設以方便交通，後來歐洲人的馬車也就照著這寬度以使用既有道路。1825年英國人史帝文生（Stephenson）最初建造鐵路時就用了這軌距，可能是要和馬車及其零件相容。依這故事，火車標準軌距竟是由羅馬時代兩匹馬的屁股決定，而這樣做的原因不是兩個馬屁股有甚麼特別好處，而是歷代的行為受到既存因素的影響，而把這羅馬時代的尺寸流傳到現在。
台灣的鐵路一開始選擇了窄軌，後來要雙軌化、電氣化以及新建北迴鐵路時，為了原來已有的軌道、車輛以及月台能共容和繼續使用而節省成本，我們都繼續採用窄軌。但窄軌及原來的路線限制了鐵路的速度和發展，到李前總統時代才痛下決心新建高速鐵路。若沒有那個決心，我們可能還在一百多年前的窄軌決策的途徑依賴中，辛苦想改善窄軌火車的速度品質而不可得。
新政府將面對的途徑依賴
簡單地說，途徑依賴就是以前沒挑對正確的路，現在即使知道這條路不好，但要改走正確的路卻須承認已走錯路，而且要跨過很多障礙，所以就決定仍由原路走下去，即使達不到目的地，至少暫時可有舒服的日子過。這種情況是執政者常遇到的誘惑，能否擺脫途徑依賴，也是執政者是否能領導改革而成為傑出領袖的重要關鍵。
今年的新執政者也會遇到很多途徑依賴的問題要做選擇，本文只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1. 泡沫經濟
經濟上很常見的途徑依賴是泡沫經濟。泡沫經濟一旦起來，它本身就有一個力量繼續膨脹（請參見本專欄：〈泡沫經濟的大笨蛋理論〉，《看》雜誌，第4期，2008年1月17日）。有時候本來的泡沫快要破滅，政客還會另外吹起一個新泡沫來支撐經濟。2001年之後的葛林斯班和目前的中國都有這個嫌疑。台灣也是個泡沫經濟傾向很高的國家，隨時都有泡沫準備興起，執政也許常要面臨該不該阻止某個泡沫的抉擇。
2. 仰賴代工的產業發展
台灣經濟另一個嚴重的途徑依賴是代工的產業發展方式。代工短期內帶來生產和利潤，但企業依賴代工生產之後，若想自主研發開拓市場甚至自創品牌，就可能失去既有的代工訂單。因此過去走代工這條路就阻礙了我們未來走向產業升級之路。為了繼續能做代工而努力降低成本以及將生產乃至研發基地外移，更斷送了國內產業和年輕人發展的前途。要如何由目前不正確的路切換到正確的路而不付出太高的代價，必須要有積極的對策，不能只喊口號和方向。
3. 對中國經濟的高度依賴
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也形成一個明顯的途徑依賴。當初成衣等下游產業去中國投資也許只是為了降低成本，並發展起上游產業在中國的市場。但後來上游產業為了維持在中國的市場都不得不跟去中國投資，政府為了方便這些廠商及維持中國市場也不得不三通直航甚至主張依中國的條件簽ECFA。結果是依賴愈來愈深，要求造成進一步依賴之政策的壓力也愈來愈大，馬政府連對中國六四和圖博問題，以及中國的不公平競爭手段，也不敢再批評，讓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愈陷愈深，而馬政府還要用搭橋等各種政策加深這依賴和產業外流，以得到短期的利益（請參閱本專欄：〈紅色供應鏈和兩岸產業合作〉，《看》雜誌，第161期，2015年11月5日）。
台灣相關產業高度依賴陸客之後，中國就可用減少陸客來威脅政府和相關人士。圖為擠滿陸客的野柳。Getty Images
4. 高度依賴陸客的相關產業
陸客來台是開放之初很多人就預見的另一個途徑依賴。開放陸客時很多人就預知台灣相關產業高度依賴陸客之後，中國就可用減少陸客來威脅政府和相關人士。這幾個月陸客將減少的風聲不斷，我們正確的策略應該是不必指責中國，但藉機減少過度的依賴，也讓人民更了解依賴中國的風險。但社會上甚至將來政府中都可能有些人會捨不得這既得的生意，而主張政府應該委曲求全，最好講些中國喜歡聽的話，以留住商機，甚至加深依賴。
對中國經濟依賴所產生的途徑依賴，已產生一些更依附中國的主張，包括積極利用和加入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以及不能反對為中國立場而虛構的九二共識等等。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政策在經濟政策上是要消化中國過剩的產能和應付不足的需求，同時要在心理上造成另一股泡沫經濟，而在區域策略上是要周邊國家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由中國控制的經濟區，在國際戰略上則是要形成讓中國稱霸世界之對中國朝貢的體系（請參見本專欄：〈應抱著理想加入亞投行〉，《看》雜誌，第155期，2015年5月5日；〈中國以經濟朝貢體系稱霸世界的可能〉，《看》雜誌，第66期，2010年7月8日）。這可說是大東亞共榮圈2.0。但站在短期和私人利益的人會認為參與中國的策略可以不和中國衝突，可以避免文攻武嚇及邦交國被搶，商人可以繼續以原有的生意甚至政商勾結方式賺錢而不必辛苦升級和創新，一般人也可以和九七之前的香港人一樣期待馬照跑、舞照跳，是一條很舒服而可以繼續走的路。
用人也有途徑依賴
有遠見的執政者則必須認清繼續依附中國的長期後果：中國仍隨時可以減少陸客、中止產業貿易合作、吸走大部分邦交國、甚至依九二共識帶走在海外的台灣人民。而各項用來衝擊打壓台灣的中國政策則因台灣對中國依賴更深而更有力。看清楚途徑依賴的危險，我們在經濟上就必須更努力走自己的路，而在政治上則應不卑不亢和中國談自由、民主、人權、和平、王道的原則，更努力改變中國，而不是讓自己更依賴中國而依中國之意改變。
除了政策，用人也有途徑依賴。新政府說要革新和採新經濟發展模式，但卻又嫌年輕一代的學者沒有執政經驗，而忘掉蔡總統當年就是以40歲出頭沒甚麼執政經驗的學者從政而一鳴驚人。新政府於是任用了大批「有經驗」的前朝官員入閣。這些人也許有些也確是人才，但他們若不檢討和承認過去政策的錯誤，則可能仍被那時的觀念帶著走，甚至為了掩飾當年的錯誤，而讓未來的政策再錯下去。因此希望這些官員和他們的上司們都要切實檢討，不要被過去不恰當的政策和思考牽著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