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大革命，不同作家有不同解讀。但法國、英國、俄國、中國的四位著名作家──雨果、狄更斯、杜斯妥也夫斯基、魯迅，雖成長生活背景不同，相互也沒看過對方作品，但對大革命的看法卻殊途同歸，他們的觀察和結論對今人仍有重要啟迪。
其中雨果對舊王朝和大革命的關係研究最深，結論也最精闢。《九三年》是雨果最後一部作品，他醞釀了十年，可謂對大革命的畢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國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敗、專制、等級森嚴、踐踏人性的舊時代，但對羅伯斯比爾們以斷頭台為標誌的大革命更深惡痛絕。法國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但結果卻是更暴烈、更凶殘、更血腥，也就是更踐踏生命、更泯滅人性。
《九三年》中，不斷出現兩個對比性標誌：一個是老伯爵莊園中那個關押摧殘農民的地牢「塔樓」，它是十幾個世紀以來法國王朝的象徵。另一個是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雨果概括說：路易十六就是塔樓，大革命就是斷頭台。
由於「塔樓」底下浸透太多的血淚和屍骨（舊王朝有太多不平與悲慘），所以才滋養出復仇的斷頭台。雨果比喻說：大革命殺死了國王，把皇后嫁給羅伯斯比爾，然後生出斷頭台。斷頭台是塔樓的女兒！
雨果這樣說，是強調革命的必然性：殘暴腐敗的舊制度導致革命爆發，它是對專制時代的復仇。但大革命卻更加殘暴，比舊制度還壞。這該怎麼辦？不再革命嗎？回到舊時代嗎？讓穩定壓倒一切而不再變革嗎？
在革命之上的人道主義
雨果的深邃和精闢就在於，他不是因為大革命更壞，就一概否定革命、維持舊王朝不變。他不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是「兩害」都不要！他提出必須推翻舊王朝，必須革命，但不能要斷頭台式的大革命。雨果為「革命」提出一個標準：要把人（這裡指「個人」）、人性、良知、人道主義放在最高位置、作為最高價值。他說「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也就是說，革命是需要的，關鍵是在甚麼思想原則指導下的革命。雨果寫作《九三年》時，美國革命（獨立戰爭）早已成功。同樣是革命，美國卻沒有走向法國大革命（以及後來的蘇俄等共產革命）那種血腥之路，而是建成了憲政民主。雨果雖沒明說，但實際上，他所心儀的那種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為最高原則的革命，已在美國實現。也就是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體現的精神：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個人權利」至上，才為人道主義、人性的實現提供最大可能。
號稱「讀了五百遍湯瑪斯‧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的狄更斯，通過《雙城記》這部小說，也表達了跟雨果同樣的對大革命的思考：他認同法國應該有一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而且法國有一場大革命是無法避免的。但他同時認為，以野蠻對待野蠻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為了結束舊體制的殘暴，但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暴力，則比君王制時更嚴重；那種又一個輪回的殘暴，最後使革命者們自己都成了斷頭台的犧牲品。後來的共產革命不也是同樣嘛。
《雙城記》最後，小說主人公之一、替情敵去上斷頭台的卡爾頓的思考：大革命起來的暴民成為「新的壓迫者」。後來的共產革命者們也是同樣。
為了偉大目標，可否不擇手段？
雨果和狄更斯都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利用大革命這個大背景，塑造了高大無比、光芒萬丈的人道主義人物形象：《九三年》中代表舊制度的老伯爵、代表新共和的革命者郭文，《雙城記》裡的卡爾頓。美國哲學家、小說家艾茵‧蘭德（Ayn Rand）曾說，雨果的人物（道德之高度）「和我們有光年般距離」。
而杜斯妥也夫斯基和魯迅則是在（共產）大革命來臨「之前」，用塑造的卑賤、可惡、殘忍的負面人物形象，預示了紅色暴力革命將帶來的恐怖。
和雨果、狄更斯同樣，杜斯妥也夫斯基也是對沙皇舊制度深惡痛絕，甚至曾因直接參加推翻沙皇的活動被判死刑，在行刑前一刻被沙皇赦免，流放西伯利亞服刑。但即使那麼痛恨舊制度，他後來仍敏銳地意識到，即將來臨的、群魔領導的革命，帶來的將是比舊制度更加可怕的地獄。那是比塔樓更加恐懼的血腥！
杜氏最重要的一個思考是：目標正確，是否就可殺害無辜。換句話說，可否不擇手段地追求一個所謂正義的目標？《罪與罰》中，那個革命大學生就認為，為了「正義」的目標，殺害一個放高利貸老婦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確的，因為殺了那個老婦，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給她的窮人。在《群魔》中，那個從神學教師變成的恐怖主義分子（跟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委一樣，也是由教士變成的革命者）宣揚：為了革命事業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勒索和暗殺。一名他的學生質疑他的理論，結果被他合謀暗殺。杜氏筆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筆下的羅伯斯比爾們一樣，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為了「群體」的偉大事業，「有必要」犧牲一些「個體」的生命和權利。
其結果就如英國歷史學者格雷（John Gray）評《群魔》時所指出的，那種革命的「出發點是無限的自由，結果卻是無限的專制獨裁。」「想通過不人道的方式得到一種新的自由，結果產生了一種比沙皇主義的殘忍更寬泛、深遠的壓迫。」為甚麼會如此？就是因為這種「革命」背離了人道主義這個絕對的原則，為了所謂的「集體正義」，滅絕了人性。
共產黨在五十年代強行收繳農民土地的合作化暴力運動，以及文革的給人戴高帽掛牌子遊街示眾，都是以集體主義滅絕了人性。Getty Images
《阿Q正傳》預測到共產革命
像雨果一樣，魯迅也是痛恨和否定舊制度的。在他筆下那個舊制度是吃人的，是踐踏普通百姓的。在《阿Q正傳》中，趙太爺代表的鄉紳惡霸們，舉人的貪贓枉法，軍官的草菅人命等等，都在證明，那個社會不僅是舊的，應該改變的，而且是吃人的，正如他在《狂人日記》中所寫，不僅用法家（以法殺人）的專制統治，還同時用儒家（虛偽倫理道德）的吃人統治，不僅用刀槍消滅你的肉身，更用吃人的文化，吞噬你的靈魂，讓你變成那個專制和吃人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自知。
同樣像雨果一樣，魯迅在否定舊制度的同時，對新的痞子革命，更加否定。阿Q在土地廟做的那個夢，跟後來的共產革命實在太相似了。這裡應該說，魯迅的確是天才，他在共產黨成立那年（1921年）寫的《阿Q正傳》就極為精準地預測到了，後來的毛澤東式痞子革命是怎樣進行的。阿Q們的革命，就是以平等、均貧富的名義共產，公開搶劫趙太爺等人的私有財產，用他的話說，把趙家的東西統統都搬到我那裡（棲身的土地廟）！那個大箱子、小捆子地從趙家搬東西的場面（阿Q在土地廟夢想的）可以說是後來毛澤東們「打土豪分田地」的早期文學版，或者說是預想片。
中國在紀念魯迅誕辰百年時拍攝的電影《阿Q正傳》（陳百塵編劇，嚴順開主演），對阿Q的土地廟共產夢賦予了具體的視覺形象：「革命領袖」阿Q神氣活現，除了公開搶劫家財，還要領導「革命群眾」批鬥地主鄉紳，趙太爺一家，包括兒子兒媳，甚至丫環佣人，還有假洋鬼子等，都要在革命者面前一字排開跪下，磕頭作揖，甚至自貶身分輩分，自我羞辱，認錯認罪。
電影中的阿Q還算仁慈，沒有殺人。可按阿Q的土地廟革命夢，他是要殺人的，別說趙太爺、秀才等鄉紳，而且連一般鄉民，包括曾跟他打架的小D，還有比他多抓了幾個虱子的王鬍，他都要醋意十足地殺掉。那種借革命之名泄私憤、報階級分野的嫉妒之仇，是共產革命的普遍現象。在阿Q那裡，革命就是「我要甚麼就是甚麼。我喜歡誰（哪個女人）就是誰。」典型的共產共妻。而且還要革命專政，隨意鎮壓：「我手執鋼鞭將你打……」拿的是「板刀，鋼鞭，三尖兩刃刀，鉤鐮槍」等殺人凶器。
四位英雄（作家）所見略同
1927年魯迅就斷言：只要中國還有革命，就一定「會有阿Q式的革命黨出現……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魯迅說這話22年後，毛澤東們就建立了紅色政權。電影《阿Q正傳》的結尾如此詮釋：雖然尼姑咒罵阿Q斷子絕孫，但阿Q的後人在繁衍，會有很多很多……經歷了反右、文革的中國知識人陳百塵們，對阿Q們的專制（迫害）肯定是感受更直接、更深刻。
魯迅的預測太精確了，後來毛澤東極力歌頌的「湖南農村痞子革命」（給地主鄉紳和所謂壞分子戴高帽羞辱，或用梭鏢一下子把肚子戳開），共產黨在五十年代強行收繳農民土地的合作化暴力運動，以及文革的給人戴高帽掛牌子遊街示眾，不僅性質，連形式都一模一樣！
對中國那場所謂農村土改運動，周立波歌功頌德的寫實小說《暴風驟雨》做了準確形象的描繪。那裡農村革命的主角，也是小說主人公的趙光腚（有真實原型，是鄉民公認的好吃懶做的二流子），就是典型的夢想成真的阿Q，他「手持鋼鞭將你打」，隨便暴力攻擊任何的鄉紳、地主和有產者，把阿Q土地廟的夢變成了現實。在那個革命大潮中，趙光腚等流氓無產者，社會邊緣人、痞子們，占據了權力的中心。在革命的「暴風驟雨」中，洗滌掉的是人的善良、理性，人最初的溫良恭儉讓等特性，而代之激情、憤怒、暴力，和完全的不講理。那場高舉民主、自由的革命變成了趙光腚們的暴政。
上述四位作家，對徹底拋棄人道主義的大革命有相當共識。但不同的是，雨果和狄更斯都是研究「曾發生過的」大革命，而杜斯妥也夫斯基和魯迅，則是對還沒有來臨（自己更沒有經歷過）的紅色革命，敏感到跟雨果和狄更斯一樣，並做出了準確的預測，真可謂「天才所見略同」。
雨果、狄更斯、杜斯妥也夫斯基和魯迅，都不否認需要用革命摧毀舊世界。革命本身並不錯，最關鍵的是在甚麼思想指導下的革命。建立在高揚人道主義精神地基上的革命，是摧毀泯滅人性的專制舊制度的必須。而建立在否定個體生命的自由和尊嚴之上的、高舉群體主義（collectivism）、公共利益旗幟的革命，為了群體、消滅個體的革命，則必然帶來巨大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