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進入21世紀，民主浪潮更勢不可擋。夏威夷大學拉梅爾教授（Joseph Rummel）曾用時鐘標示世界民主：1900年時，全球民主國家只有13個，按拉梅爾的時刻表，「民主時鐘」剛過午夜（最黑暗時刻）的一、二點鐘。到1950年，世界有了20個民主國家，占全球人口31%，按拉梅爾的「民主時刻表」，鐘擺到了凌晨4點。到2000年，全球有120個國家實行多黨選舉，民主人口增至占全球58.2%。「民主時鐘」的指針擺到早晨7點。拉梅爾說，這是民主的黎明。
但在今天這民主黎明的時刻，占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仍是專制統治，這不僅是中國人的悲哀，也是所有華人的恥辱。
當然，從「人的本質是自由」的論定，從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的進程來看，人們都有理由篤信中國一定會成為民主國家。但在甚麼時候、何種契機下才能發生這種巨變，還是一個未知數。在西方，尤其美國學界，對中國前途主要有三種看法：
《中國即將崩潰》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蘇子清攝影
劇變論：中國即將崩潰
第一種，以學者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中國即將崩潰》專著為代表的「劇變模式」，認為中國嚴重貧富不均，民怨沸騰，或許會由於經濟動蕩而導致中國崩潰。
章家敦有華裔背景，是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曾在香港、上海的美國花旗銀行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工作過多年，對中國的現狀和潛在危機具有第一手的觀察。他的妻子是華人，也幫助章家敦更深入了解中國。
他在美國一些主要右翼報刊，如《華爾街日報》和《評論》（Commentary）等，發表多篇關於中國及東北亞問題的評論，也不時在美國福斯（Fox）等電視就相關議題發表評論。在過去十多年，他的觀點沒有大的改變，一直堅持中國將會因內部經濟危機而發生突變。
從蘇聯解體、東歐共產國家多米諾骨牌般垮台的歷史來看，共產國家的危機往往被其官方壟斷的媒體（宣傳）所掩蓋，而一旦爆發，會是劇烈的，甚至像蘇聯那樣，70年的共產帝國，三天就垮了。所以無論受到中國官方和親北京學者怎樣的嘲諷攻擊，章家敦的觀點和預測仍獨占一家，雖不是主流。
隨著習近平的掌權，過去對中國政局比較樂觀，甚至被稱為親北京的美國學者，也開始對中國前景不看好，觀點趨向了章家敦的方向。像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教授（David Shambaugh）去年初就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專稿，斬釘截鐵地預測，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並詳述五條理由/根據。這篇被很多媒體轉載的專文，等於為章家敦的「劇變論」背書。由於沈大偉曾被視為親北京，跟章家敦屬於不同學者陣營，所以他出來預測中共崩潰，更有獨特的影響力。
平穩論：漢堡包必勝
但在章家敦提出「劇變論」的時候（2001年），在美國比較占主導地位的看法是「平穩模式」，這是就中國前途的第二種模式，認為中國持續經濟成長和開放，會產生中產階級，這個階層的民主訴求會增高，最後促成中國制度改變，實現政治自由。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現該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是這種「平穩模式」的熱衷者。按他的說法，今天很多中國人已經喝美國「星巴克咖啡」，當人們的咖啡選擇多於領袖選擇，政治變革則不可避免。
也有美國人把它稱之「麥當勞必勝」，認為「中國人吃的東西（漢堡）跟我們越來越像，他們就會越來越像我們。」
不僅美國的商界、學界，甚至政界領導人等，多都傾心這種模式。從當年的柯林頓總統，到布希政府，以及當今歐巴馬總統的中國政策，基本在這個軌道。
中國人口世界第一，但多數是農民，城市人口不到三成。城市精英不僅數量少，而且為維持既定利益，不僅不會成為改革先驅和推動者，反而可能恐懼民主。圖為中國拾荒者。Getty Images
雙軌論：不能靠等待
後來美國出現第三種聲音，由前《洛杉磯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孟捷慕（James Mann）在2007年發表專著《對中國的幻想》（The China Fantasy）為代表，提出了不同於前兩種的「第三模式」，即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會是經濟開放和政治鎮壓持續同步進行的「雙軌模式」。
跟紀思道同樣，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孟捷慕也在北京採訪。但他的觀點主要是反駁紀思道們的「平穩模式」；他認為這是西方學者和美國主政者對中國的幻想，以為中國經濟發展了就會自然帶來中產階級和民主，這是一廂情願。他認為，中國人口世界第一，但多數是農民，城市人口不到三成，那些城市精英不僅數量少，而且為維持既定利益，不僅不會成為改革先驅和推動者，反而可能恐懼民主，因為民主會使他們失去特權；縮小城鄉差別，會導致他們的優勢降低。所以那些城市富有的、有社會地位的中產階級會更傾向選擇一個威權政府，以此來保護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和穩定。他的結論是，靠喝「星巴克咖啡」喝不出民主，「美國想用經濟合作而使中國民主的思路可能是錯誤的。」
習近平掌權後，孟捷慕對中國前途更不樂觀，並質疑當年柯林頓、布希政府等一廂情願跟北京和好，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是不是正確？
在六四過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裡，由於美國給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而且貿易跟人權脫鉤），並支持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使中美兩國貿易額成百倍增長（中國一直是順差，賺了美國的大錢）。結果現在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日本的兩倍），在軍事上成為美國的潛在對手；在南中國海和亞太區域等，甚至試圖挑戰和最終要趕走美國，在亞洲稱霸。面對這種局面，孟捷慕質疑，「美國的決策者是否對當初的做法有些後悔呢？」
孟捷慕認為，即使當年那些力主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跟人權脫鉤）的人，雖然不敢公開說他們後悔了，但至少有一個人給人強烈印象，他對先前美國領導人的做法不是很買賬，這就是當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孟捷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歐巴馬上台後，在為推動更多貿易而跟中國領導人打交道時，感到很惱火。他對柯林頓政府那些參與了美中貿易關係正常化運作的人說，『你們這些傢伙沒有給我留下多少迴旋的餘地，你們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達成的交易，使我們現在很難跟中國談判。』」
孟捷慕等美國學者代表著一個新的方向，認為在習近平領導下的這樣一個軍事和經濟崛起卻沒有民主的中國「對人類的自由事業是不祥之兆」。
孟捷慕、沈大偉們的看法，明顯跟章家敦們越發接近，雖然不是突發巨變論，但也傾向中共走向崩潰，自由世界更有責任推動中國的民主變化，而不是袖手旁觀、等待「喝星巴克咖啡」的人多起來，中國自然（平穩）地轉型。
而且孟捷慕等學者認為，隨著手機等高科技通信技術的發展，臉書、推特、微博等網路的普及，北京當局面臨著更多訊息流通帶來的思想解放、觀念變革，對「發生在某一個地方的事件，共產黨很難使它不被迅速地傳播開來」。如果中國再發生1989年那樣的民主運動，結局絕不會一樣。意思是：不再是人民被鎮壓住，而是共產政權被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