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南方周末》報紙近期揭露了由中國學者「承包」為大陸醫院和公司代寫論文到海外期刊發表的跨國產業。另一方面，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近期陸續公布後，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諾貝爾獎得主占比偏低，也同時引起討論。
巴西期刊，中國占78.1%！
美國抄襲監測網站「剽竊監督」（Plagiarism Watch），調查巴西《遺傳學和分子研究》（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簡稱GMR）期刊一篇被舉報的論文。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研究員許培揚檢索GMR雜誌意外發現：該期刊從2002年創刊至今，發表了3,646篇來自中國的論文，占54.901%；而第二名的美國從2002年至今，總共只發表了15篇論文。更誇張的是，單2015年一年，中國學者文章計1,605篇，占78.1%。
許培揚發現，至少有11篇來自中國並且發表在不同雜誌的論文中，實驗圖表一模一樣。中日友好醫院和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的兩群作者，不但使用了同一張圖表，還在2015年9月份的GMR上同期發表。
「剽竊監督」網站分析，這不可能是相互抄襲，之所以會同時使用完全一模一樣的表格，應該是來自同一作者——代筆公司。
代筆公司「槍手」分食4.7億大餅！
《南方周末》引述化名李傑的職業SCI論文「槍手」介紹該行業。李傑表示，為省去做實驗投入的時間、設備和人力，代筆公司的實驗數據大都偽造或拼湊，代筆者多為兼職，一名生物學博士或碩士，一般兩個月造出一篇SCI論文。李傑表示，他所任職的公司有兩百多人，經他代筆發表的SCI論文加起來上百，但著作權不歸他，「我只負責寫，這個是買賣。」
所謂「SCI」論文，是指「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認可的論文。SCI是由「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於1960年編輯出版的一部期刊文獻檢索工具，收錄期刊超過6,500種。由於SCI收錄的論文主要是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領域，所以SCI指標主要適用於評價基礎研究的成果。許培揚說，在中國，大學、醫院、科室的排名、個人職等的評判、拿項目、獲學位，SCI都是重要指標。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學報》編審程維紅統計，中國2015年度的OA期刊（即「開放性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的簡稱，主要出版方式以電子形式為主，不出版紙本期刊）版面費，共7,217萬美元，合人民幣4.7億元，「92.8%均標注有各類基金項目資助，遠高於其他國家。」SCI的OA期刊論文中標注最多的是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計有23,700篇。
舉例來說，巴西的GMR期刊版面費，已從最初的820美元升至1,350美元，中國作者付給GMR的版面費達490萬美元，合人民幣3,200萬。許培揚還發現，類似GMR被中國「承包」的期刊不少。希臘期刊《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有75%的文章來自中國，美國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80%來自中國。
中國培養不出諾貝爾獎得主？
另一方面，2016年諾貝爾獎得主近日陸續揭曉。截至目前，共有9位華人獲得過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而其中，只有2015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的屠呦呦是在中國大陸接受教育。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人共計有22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高出華人一倍以上。中國人口世界最多，按比例來說，諾貝爾獎得主不該如此屈居下風。個中原因何在？
《金融時報》10月9日刊登題為〈諾貝爾獎與中國的「工具化」教育〉的署名文章，解答了這一問題。這篇署名周健的文章指出，華人也能獲獎，說明華人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沒問題。但大陸人基數如此之大，只出了屠呦呦一個「另類」，很可能的原因是，大陸的教育只教「知識」不教「人」。
作者認為，中國的教育，只管教人學謀生的職業手段，教人脫貧致富奔小康，而很少講「有錢」以後，該怎麼做「人」。而這樣的教育教出來的人，只管自己賺錢，不管他人死活。
而原本應該做「大學問」、研究「大事情」的大學教育，則轉為以為國家和社會培養專業化的「技術官僚」為目標。這樣的大學培養出來的，只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無視「人性」。
本屆諾貝爾生理學得主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獲得得獎通知時說：「我很驚訝，我在我的實驗室。」在日本，很多知名教授都親自下實驗室，親自帶著學生做實驗，親自覆核資料，也就是這樣，帶出了學生的德性。
而在中國的大學裡，像大隅良典這個級別的教授，很多早就脫離了實驗室，做著申請課題要錢、四處開會拿紅包的事情。即便是級別較低的副教授，大部分時間也是用來寫提案、開會、行政工作、訓斥學生等。
作者在最後感慨，教育首先是關於「人」的教育，培養一個人的精氣神，而非單純的知識和技術，中國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