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最近表示，他本人要退位，預示可能結束天皇制度。這標誌著日本完全憲政民主，即使虛位的皇室也要廢除。
天皇權威的極大確立，是在日本明治維新期間。1860年後歷時20年的明治維新運動，對近代日本具有重大影響：一是結束了舊體制，長達六百多年的地方武士割據（幕府制度）被終止，經過近千年的虛君，天皇重獲絕對權威，建立了日本近代第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二是提出了新思想「脫亞入歐」，脫離以中國儒家為核心的亞洲守舊體系，進入歐洲的創新改革之路，學習西方富國強兵，從而使日本成為現代化國家。
在明治維新的改革中，政治家伊藤博文（首位日本首相）和思想家福澤諭吉，都起到重要作用，他們都主張變革，促使日本走出亞洲，成為工業強國。
伊藤博文支持中國改革
作為日本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起草了憲法，被稱為憲法之父。日本憲法第一條就規定天皇統治日本，從而結束地方軍閥（武士）割據狀態，使日本成為統一管理的國家。第四條則規定「天皇要根據憲法履行權力」，等於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伊藤博文不僅在日本極力促進變革，也支持中國（清朝）發生這種變化。他曾去北京面見光緒皇帝，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革新派。他的主要想法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而成為現代國家；用他的話說，由原來的茅草屋，變成石頭房。而中國仍是茅草房，一旦失火，會殃及日本。所以他希望中國也改革，成為石頭房。但他面見光緒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就囚禁了光緒，並追捕康、梁們。可能是慈禧太后聽到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見了光緒，越發擔心日本革新力量與中國的光緒、康梁們聯手，清王朝的舊勢力更會受到威脅。
當時梁啟超等逃到了北京的駐日使館，但使館沒有得到東京的指示，不知怎樣處理。當時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機立斷，主張營救，並明言，梁啟超「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由此才有梁啟超逃亡日本，躲過一劫。而其他改革六君子等，則被慈禧斬首處決。
福澤諭吉的「遠交近攻」
跟伊藤博文同時代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同樣認知到儒家文化的陳舊，西方文明的先進。他創辦了私立慶應大學（跟早稻田大學並列），提出「脫亞入歐」，即日本應脫離亞洲體系，告別中國儒家文化，包括佛教等，走向西方。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知識分子疾呼拒絕儒家和佛教，堅決到要拆毀佛教寺廟、遣散和尚的地步。福澤渝吉甚至提出「絕交論」，即跟中華文化絕交，跟西方文明接軌。
福澤諭吉對日本的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人對他尊崇到這種程度：把他的頭像印在了面值一萬元的日幣上。題外話：中國人民幣上印的是毛澤東，台灣是蔣介石等。日本人更看重思想，而華人則仰望權力者。
福澤諭吉的思想不僅影響了日本，對中國人也有啟迪。在他提出「脫亞入歐」半個世紀後，中國的思想家魯迅指出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反人性（線裝書字縫裡寫著兩個字：吃人），中國文化界的領軍人物胡適則提出「全盤西化」。一個激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一個強烈主張中國要學習西方。但這種認知比福澤渝吉晚了五十年。這也是中國比日本的現代化起步晚，並至今在社會制度、道德水準和整體經濟水平等多方面落後於日本的原因之一。
日本找錯「老師」的代價
但日本的明治維新，有對有錯。「脫亞」是對的，「入歐」卻錯了；錯在把德國、法國的思想模式和體制當作了樣板，找錯了老師。日本後來發生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跟納粹德國等結盟成軸心國的情形，跟明治維新找錯樣板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是明治維新中錯誤的一面，孕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後果。因為日本當年找的老師德國和法國，其思想領域、文化傳統中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而不是英美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是把個體自由和個人權利視為最高價值。
當時德國的帝國主義心態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想，頗被日本知識精英們接受，把它當作是歐洲文明。而日本又正在那個時代把天皇推崇到絕對權威的地位，再加上宣揚武士道精神（群體主義意識，和狂熱宗教情懷結合），就給後來的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文化氛圍。
拿中國做例子，更可看出德、法兩國群體主義思維的危害；他們的思想先毒化了俄國和日本，最後使中國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最損害中國的是日本和俄國。中國八年抗戰（抵抗日本侵略）時間並不是很長，但結果慘重，導致共產黨勢力坐大，在中國建立共產政權，至今半個多世紀，導致無可估量的生命和個人幸福的損失。在全球共產主義崩潰的今天，中國仍是共產專制，這是日本當年侵華造成的最大後遺症。追其源頭，就是日本明治維新學習了德國和法國，而不是英國和美國。
法國開近代暴力的先河
眾所周知，法國是近代暴力的濫觴。法國大革命以群體名義濫殺無辜，並發明了被托爾斯泰稱之最醜陋殘忍的「斷頭台」。法國大革命和隨後拿破崙的武力征伐殺戮，是現代共產暴力的先河（樣板）。列寧就曾說，蘇維埃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
而德國這一個國家就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可見在德意志傳統中，有深厚的國家主義和民族狂熱等基因。不要忘記，希特勒是靠選舉上台的，他曾受到德國人的萬眾歡呼，被當作彌賽亞一樣崇拜。
法國和德國的這種傳統，都跟兩國知識分子有關。法國的盧梭們，德國的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們的理論，都促使和強化了群體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他們跟英國的洛克（提出個人三大權利）、亞當斯密（自由經濟理論之父），美國的傑弗遜（起草獨立宣言時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權利說）等相比，是群體主義、國家主義意識跟人類自由權利思想的兩端。
於是，深受法、德影響的日本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明治維新時代，種下了後來軍國主義（反個人主義思想的極端）的惡果。
共產蘇聯的全面「入侵」
跟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害相比，俄國更是從思想到文化全面「入侵」、徹底占領，而且至今還繼續在中國作惡。日本入侵給中共提供的是坐大的機會，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共產思想，基本都是從俄國來的。所謂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而俄國的共產思想，主要源頭還是法國和德國。
在列寧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國知識分子中就已普遍有均貧富、平等至上（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盲目讚美農民等傾向。當時俄國的兩大派知識分子（守舊派和親西方派）大同小異。守舊派強調斯拉夫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為代表，其實質是民族主義），西化派推崇的是西方左派的社會主義思潮（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本質是剝奪個人權利）。這兩大派的代表性人物們，很多都會法語和德語，這是當時俄國知識人的時尚，於是他們從法國和德國的文化思想中吸取了群體主義思維，為後來的共產革命提供了思想溫床。
日本為明治維新找錯老師導致的軍國主義付出了慘敗的巨大代價。但在被美國打敗、接管、指導下，壞事變好事，日本順利地走了一條健康的民主體制的道路，帶來了70多年的和平、自由、繁榮和整個社會的理性。
今天的日本，在民主體制、經濟繁榮、社會文明、個人道德等諸多方面都是亞洲國家的樣板。所以，對華人世界來說，無論是已經民主的台灣，還是專制的中國，今後的方向，應該從日本那裡得到教訓和經驗，朝向英美的方向，把保護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為思想理論的基石。
在這個前提下，真正的民主體制才可能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