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參與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港督是尤德（Sir Edward Youde），他是英國資深外交官員，熟知中國事務，曾任英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期間，共軍曾經炮擊在長江的英國軍艦「紫水晶號」，尤德在該事件中立功。他在任上於北京暴斃後，由衛奕信（David Clive Wilson）接任，也是外交官出身，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擔任首任英方首席代表，熟悉當時的中英關係。他任內發生「六四」事件，港中關係緊張，他的處境相當艱難。這些外交官很有紳士風度，但在處理與中國關係中因為太文質彬彬，或者具有西方「中國通」的普遍毛病，對中國太多讓步而無法應付中國的痞子作風。
1992年，時任英國保守黨黨魁與英國首相的馬卓安（John Major）指派在議員選舉中落選的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出任末代港督。他不是中國通，卻是民主國家出色的政治人物，很有政治技巧，他來到香港後，讓中國政府雞飛狗跳，成功的維護九七前香港的穩定。
彭定康來香港第二年，在反覆研究《基本法》後，推出他的政改方案。它所規定的立法局結構內，延伸了當時立法局結構，除了五個選區的普選外，還對四大「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進行改革，因為它在立法局中占多數，阻礙未來的普選而讓民主派永遠處於少數。
功能組別有兩種選舉方式，例如法律組別、教師組別，那是每位律師、每位教師都可以投一票。但是占功能組別多數的工商界團體，每個大企業主投票選出團體的負責人出來投票，他們當然都聽命於北京。功能組別的不平等在於，每個香港選民，都有一票投給每個選區的議員候選人；但是功能組別的成員還可以給自己的組別候選人再投一票，但是更多的香港市民卻沒有這個權利。於是彭定康增加了九個功能組別，即所謂「新九組」，網羅到每個選民都同樣可以投下選區與功能組別各一票。並且在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中推行。
彭定康的改革引發北京強烈反彈，指責彭定康是「三違反」，即：違反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未有在雙方達成協議下單方面公布政制重大改革的草案；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單方面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基本法》所規定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以及載於兩國外長互相交換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與《基本法》銜接達成的諒解的七封信內之協定。這當然是欲加諸罪，何患無辭。因為彭定康沒有改變外來立法會兩大結構的並存。
港澳辦主任魯平親自發炮，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黨報也紛紛譴責，謾罵彭定康是「娼妓」、「小偷」、「跳探戈舞者」等等。香港的左報更是運用各種不同名字連番謾罵。然而彭定康面對這些都氣定神閒，表現出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的風範。在爭議中，我毫不猶豫支持彭定康的改革。
中國的責難，就是英國150年不給香港民主，為何這時要給？其中必有重大陰謀云云。我的回應是，即使過去沒給，現在給了，也比不給好，為何要拒絕？有些人以為，中國不想給英國人這個榮譽，要給香港民主，也得中國來給，北京才臉上光彩。這是不懂中共反民主的本質。
可是九七後英國檔案資料的陸續解禁顯示，1958年1月，周恩來已轉告當時英國首相麥克米倫（Maurice Harold Macmillan）：「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這是中國一向賊喊捉賊的伎倆。然而當時英國為何不予公布？當是不想與中國決裂而給他們留面子。
追溯這個歷史，1946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決議，認定為尚未自治的殖民地者有74個地方，香港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1514號讓殖民地自決獨立的決議，要求特別委員會提出辦法，使殖民地都能盡快自決獨立。然而因為周恩來的事先警告，香港就失去如同新加坡得以獨立的同樣地位。
1972年3月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去信聯合國，6月15日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通過決議，向聯大建議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和澳門。1972年11月8日，第27屆聯大通過決議，批准了特別委員會的報告，香港更進一步失去獨立的機會了。
彭定康的另一個努力，就是做到高官華人化，提拔一批華人做高官，以便迎接九七的過渡。當然，他是有選擇性的，也就是信任可靠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陳方安生，1993年提拔她為首位華人布政司（相當於市長），位子僅次於港督本人。到九七前夕，除了律政司外，其他司局級高官全由華人出任。（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