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本专栏提到台湾女性的社会地位比邻近的东亚国家好，不但女性政治参与程度高，而且大学教师当中女性比例远比日韩高，甚至比美国都高。导致台湾这个特殊现象的原因很多，上次讨论到台湾选举制度中妇女保障名额的可能影响，这次我们来探讨另一个可能的因素──纺织业。
纺织业与女性
纺织业在台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很特殊的角色。第一，纺织业是战后初期台湾制造业中产值最大的产业之一，而且在电器、电子业尚未发展之前成为台湾的出口大宗。
▲图一：食品、纺织、与电气机械产值占制造业比率。樊家忠提供
图一撷取自吴聪敏教授2018年的一篇论文〈台湾战后的高成长〉，在电器与电子业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发展之前，纺织业的份量非常吃重，而且这个重要性维持了数十年之久。
▲图二：1974年台北县年各制造业类别的雇用人数。樊家忠提供
第二，纺织业跟所有其他产业都不同的一个地方是它非常偏好雇用女性。图二显示的是台北县在1974年不同制造业类别所雇用的男女工作者人数。其中纺织服饰品及皮革制造业（在此简称纺织业）雇用的女性人数为33,853，占该行业的66%，等于每三个雇用者当中就有两名女性。如此高的比例是所有其他产业无法企及的。
另外，由于产业规模庞大，纺织业所雇用的33,853位女性占了台北县当年所有制造业雇用的69,530女性接近一半的比例，可见纺织业对于女性就业的帮助。
客厅即工厂
图二所统计的数字只包括了工厂正式雇用的全职工作者，并未包括半职或「非典型」雇用者。在那个年代，工厂所雇用的全职女工多半是未婚的年轻女性，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高。
但有一种类型的非典型雇用者，对女性就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受到影响的主要是已婚女性，这就是在1970年代盛行的「客厅即工厂」。客厅即工厂透过家庭代工的方式，为当时大量未就业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
家庭代工在1970、80年代盛行的程度应该非常惊人，影响到的家庭数目应该非常庞大。可惜的是，这些非典型就业并没有留下详细的统计资料，所以我们很难量化它的影响。
女性收入与社会地位
女性的收入对于提高女性的地位有甚么影响？关于这一点，经济学有一个「家户议价模型」（household bargaining model）。这个模型认为一个家庭中哪个成员「说了算」，取决于该成员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而该成员的收入占全家户收入的比重会影响到该成员的议价能力。
我曾在《看》杂志第130期的文章介绍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Esther Duflo研究南非老人年金的研究。她发现如果年金受益人是祖母，孙女的营养会得到改善，但是孙子不会。但如果受益人是祖父，该家庭内不论孙子还是孙女的营养都不会得到改善，而且比较多钱被祖父花在喝酒、赌博等吃喝玩乐活动。这个例子显示了女性家户内的议价能力对能否实现自己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
女性收入提高也会改善下一代女性的处境。我在《看》杂志176期的文章介绍过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家Nancy Qian关于中国茶叶产业的研究。由于茶叶生产需要大量的女性劳动力，所以中国在农村改革后，茶叶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茶叶价格的提高，导致更高的新生女婴存活率。可能的原因是茶叶价格上涨使得一般家庭提高了对女孩未来生产力的预期，女孩因此得到比较好的营养与照顾，所以存活率提高。
台湾与南韩
虽然理论上纺织业应该对台湾女性地位的提升有帮助，但可能无法充分解释台湾与南韩现今社会在女性地位上的差异。这是因为纺织业也是南韩战后早期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产业，而且也跟台湾一样扮演出口扩张的要角。
当然，两个国家纺织业的比较还需要更多细致的分析，例如规模是否类似，是否都高度偏好雇用女性。
如同我上一篇所强调的，台湾与南韩在女性地位上的差异很可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有可能存在多种因素，甚至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下一期我将探讨战后移民对台湾性别意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