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缺的其实是企业家精神

经济学所讲的人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这四大生产要素,台湾经济的问题是出在缺哪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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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期
陈博志
作者为前经建会主委、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暨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智库荣誉董事长,为台湾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专家。

极具政经实力的全国工业总会最近提出了2015年《白皮书》,其中对政府的许多建言都很值得重视。不过也有一个思考方向更值得检讨。这白皮书开宗明义就说「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的环境」。这说法加上近年我国净投资大幅下降的现象,经济学所讲的人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这四大生产要素,我们只有不缺企业家精神了。这好像是说台湾经济的问题是出在缺少其它生产要素,而企业家精神则仍充足。《白皮书》指责国内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国会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国家失去总体目标,但却未检讨企业家是否也有失能、失职、甚至失德的问题,只强调企业界的失望,实在有所不足。本文要指出,即使是由这白皮书所具体指出的台湾经济问题来看,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似乎是更重要的原因。

甚么是「企业家精神」?

经济学指出,各项产品追根究底都是由四大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愈多、愈好、以及得到愈充分有效的运用,总生产和总所得就可以愈高。人力、土地、和资本的功用及重要性都不难理解,但经济学中所讲的「企业家」并不只是企业经营者或老板而已,它和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甚么,可能需要多一点解释。

用Palgrave《经济学百科全书》的解释,企业家是组织、经营并承担创立新事业之风险的人。他们可分成两类,复制既有其它厂商的企业家,以及创造新产品、新制程、新商业结构、新营销方法等等之创新型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指的是这种组织创新的能力。证据显示,「复制型企业家」和经济成长关系不大,「创新型企业家」则对经济成长有显著贡献。我国并不缺老板和大老板,我们较缺的是提供对国家人民有利之创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而这种欠缺比其它生产要素的欠缺,更是目前台湾经济的重大缺陷。

对企业经营者而言,他们要购买的土地、人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总是供给愈多价格愈低愈好,所以老板们嫌其它生产要素不足和太贵是很自然的事。但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是相对的,土地和资本资源多的国家,人力就可能相对显得不足。一国不可能每种生产要素都相对比别国丰富。经济学中有个很重要的但一般人不易简单了解的学理叫「比较利益法则」,它指出每个国家总有某些要素相对比别国丰富,而若各国技术相同,该国就会在多用那些本国供给相对较多的生产要素之产品上,具有国际比较利益。也就是在市场机制下,这类产品自然会有国际竞争力而成为出口品。例如我国所得较低时,资本相对较少而劳工相对较多,因此相对多用人力的所谓劳力密集产品,就成为我国主要的出口品。企业家的任务是要去发现、利用、甚至创造本国的比较利益,而不是嫌本国的生产要素供给不符合企业家的意愿。

实际上每个人甚至每块土地的特质和生产力都不同,世界上的产品也千万种,企业家的本事就是由这众多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中找出一个能够赚钱的组合,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找出或创新出具有国际比较利益的组合。企业家这种创新组织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能力,就是他们可以获取利润的正当理由,也是他们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原因。在自由经济下,企业主若无法为自己找出一个这样的组合,那就不配被称为真正的或创新型企业家,而只能叫做老板或复制型的企业家而已。

简单地说,真正的企业家要运用国内既有的生产要素,创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组合及产品。不能算是真正企业家的老板们,因为无法创新甚至无法找出比较利益,而只能承袭既有的生产组合或外国买主指定的生产组合,因此只好指责本国的生产要素不符合他的需要。

台湾制造业四大困境的根源?

台湾各种生产要素及国家政策制度都有一些该改善的地方,但至少就这次工总所指出的一些问题而言,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似是较重要的原因。老板们和帮老板吶喊的人实宜多自我检讨,不要只怪别人。工总指出台湾制造业四大困境的第一个是产业链缺乏加值能力,「上游产值材料自主率仅20%,低于日韩的40%以上」,「中游传统产业仍以传统工法及依赖经验加工为主」。而如前所述,企业家的主要责任和贡献就是用创新组合而创造出更高价值,生产链老旧而缺乏加值能力,当然主要是企业家的责任或缺乏企业家的后果。

工总说制造业的第二个困境是面对激烈竞争与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这压力确实存在而且不小,但这考验的也是企业家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发展知识经济的能力,而不是员工加班和接受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要是没有竞争和成本上涨的压力,这个世界也许就不必有企业家或人人都可当企业家了。

工总说的第三个困境是产业外移使海外生产比重升高,降低国内的产业关联效果。但产业外移不正是这些大小老板们做的事吗?1990年代后期国家竞争力权威麦可‧波特(Michael Porter)来台时就说,台湾企业若只顾到中国生产降低成本,就会忽略该做的产业升级。当时李前总统的戒急用忍政策也是要企业不要争先恐后去中国投资。那时我也一再指出产业对外投资太多集中在中国,会使生产链一段接一段被中国吸走。我也用许多研究数据指出中国对台湾产品的严重替代,而台湾和中国早就是竞争而非合作关系。但当时多数老板和官员都不重视这些主张,而高喊商人最知道甚么地方可以赚钱。有些人到去年才改口说两岸是竞争而非合作,更多人到今年才发现中国红色供应链取代台湾生产的事实。当年官员和企业家不听有远见的主张,才有今天产业外移太多的问题。

工总说的第四个困境是产业投资动能衰退。但少投资不也是老板们做的事吗?而工总的白皮书又想淡化这事实。2008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毛额皆低于2007年,而其中机器设备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40.05%降到2013年的34.04%,有些年净投资更仅约2007年的六成。工总的《白皮书》却说「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于2007年达2兆8,413亿元,但此后都在此范围内增减」,似乎想掩饰投资大幅下降的事实和责任。

 

 
台湾近年的大问题是新一代的企业家和新产业无法兴起,工总应可多要求促进新一代企业家的发展。

 

台湾应促进新一代企业家的发展

工总《白皮书》也提出台湾多项恶质化的经营环境,但其中老板们该自我检讨的也不比其它人少。例如工总指责人民反商和环保争议,却未检讨企业和老板们在食安危机和污染及气爆事件中的责任。工总埋怨人才外流,却未检讨他们未何出不起外国能给的薪资。工总《白皮书》指责社会把对产业有利的政策都认为是图利厂商,工总《白皮书》却又同时指责政府劳动政策倾向讨好劳工,好像只准政府对企业好而不能对劳工好。

凡此种种皆显示工总《白皮书》缺乏自我检讨,以致未发现企业家精神也是甚至才是台湾经济最欠缺的要素。在硅谷创新有成的The Vertical Group创投公司执行合伙人张有德先生指出,企业家过去的成功可能成为未来创新的障碍,台湾应给年轻人更多创新的机会。工总的某些老板们也许曾有重大贡献,但台湾近年的大问题是新一代的企业家和新产业无法兴起,工总应可多要求促进新一代企业家的发展,不要只从自己的立场责怪其它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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