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个中国特有的群体，意指「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城市中谋求工作的人」。他们也是中国四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蚁族之一。
一直以来，农民工的角色在中国扑朔迷离，一方面他们是造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功臣」；另一方面，他们又遭受种种社会、教育、经济政策上明目张胆的歧视。或许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最具劳动生产力的一群，却同时又是被抛弃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利益之外的群体。
为何农民工在中国的角色如此自相矛盾？
拨雾1：「农民工」规模多大？
中国自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结束了人民公社后的农村，在1980年代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农民开始可以承包土地生产农产品进行市场贩卖。
但1983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中心移入城市，农村的农民逐渐被边缘化，「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浮现台面。农民为谋求生计，开始离开农村与家乡，大批大批进城市「打工」，这就是中国大陆从1990年代开始的一道奇景「民工潮」。
「民工潮」主要是朝沿海的大城市移动，根据由中国国务院主导成立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小组」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统计，2004年全中国「跨省人口流动比例」高达51%，而其中82%的流动人口前往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7个沿海省市，超过60%进入大城市。显见流动人口数量十分庞大。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民工？此数据在信息不透明的中国难以估计，所谓的官方数据也经常南辕北辙。农民工的出现已经有近30年历史，中国官方在去年3月才声称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以便统计民工数量。2006年《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中称：「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08年统计，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有农民工3.35亿人，占总人口的34.5%，占农村人口的47%；而去年3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声称截至2008年底，农民工的人口数为2.25亿人。
综上所述，我们大概可以估计，民工的总数应该至少2至3亿，也就是中国13亿人口中，将近五分之一都是农民工。
拨雾2：农民工的贡献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改革中，庞大劳力市场的基础。大量的土地开发与房地产建设，用的劳力就是廉价民工。外资（尤其是港、台资本）到中国投资劳力密集度高的制造业，所看好的也是便宜劳力，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因此他们是沿海加工出口基地的主要贡献者。
根据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占30.3%，在建筑业就业的占22.9%，在社会服务业就业的占10.4%，在住宿餐饮业就业的占6.7%，在批发零售业就业的占4.6%。但在不同地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7.9%；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筑业的比重最大，分别为30.1%和37%。
拨雾3：户籍制的歧视
尽管农民工「功在国家」，但他们却是受歧视的一群。而这种歧视是制度性的不平等，根源自中国的「户籍制度」。
这个争议已久的户籍制度，从1958年就开始施行至今。中共强行把中国人口划分成两个阶级——「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这两个阶级受到的待遇天差地远。农民没有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退休金；农民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
因为户籍制，农民工们流动到城市却不能落户，所以还是农民身分。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左焕深在中共政协会上曾发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没有城市户籍，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应有的权力。」
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邱志淳在《大陆户籍制度改简评》中写到，「他们（农民工）的都市生活是痛苦的。他们在城市生活必需有暂住证，而且也不能永远居住下去，如果市政官员一时想兴起城市面貌，他们就会立刻被赶回家去。比如北京奥运会前夕，大批建造「鸟巢」（奥运主会场）的工人就会被送回老家。」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表示，农民工是此城乡二元制下的第三元，他们流动在城、乡之间，「成为第三元和最大的动乱源」。
而这种对农民工的剥削，却被中国官方冠冕堂皇地称为国家发展的经济策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并不赞成立即废掉户籍制，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中，替官方讲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不能说的秘密：「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在制造业带领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就是农民工，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中国城市工人待遇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在二十年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成本，也就不可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把中国建设成这样一个世界工厂。」
拨雾4：工作待遇的歧视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中指出，农民工在劳动环境中遇到的三大问题便是工资低、工时长、工作环境恶劣。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中提到，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作的典型调查，农民工每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农民工在年节假日加班，还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此外，「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显示，中国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产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者达6,000多人。
农民工薪资低的问题，说出中国改革开放不能说的秘密的彭希哲，却认为给农民工的待遇并不差，不仅如此，民工打工的收入还可以降低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在《中国农民工调查》里彭希哲说：「你想，这部分人（农民工）本来是反贫困运动的救助对象，他们在农村的收入不超过1,000块，但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的现金收入就可以达到1,000块钱，也就是说，他们在城里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好了10倍。」
月收入1,000块的确是比农民收入好得多，但如此低的工资竟然成了改变民工贫穷困境的关键！
今年3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针对农民工问题的第五次年度调查，调查结果声称，近五成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人民币1,600元（约台币7,300元），农民工对工资水平的认可程度有所提高。
只不过，这样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根本就「搬不上台面」。就在今年2月，中国独立学者刘植荣发表《世界工资研究》报告，里面提到：中国最低工资全球垫底，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世界工资研究》报告点出了一个数据，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低月收入」平均为人民币3,461.25元（约台币1万6,000元）。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声称「程度提高」的农民工月收入1,600元，却远远低于全世界国家最低月薪的平均。
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副教授吴介民曾在〈压榨人性空间：身分差序与多重式中国性剥削〉一文中分析，农民工在中国大陆的劳动系统中被多重剥削，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国营部门里一般工人的待遇，因为他们不属于国家的单位。另一方面，他们也享受不到工作所在地的村民集体福利，因为他们户籍不在工作地。吴介民表示，相较于全中国的平均薪资而言，农民工的一般薪资，只有国营部门职工的一半左右，而有些地方薪资比例的差距更大，例如在北京，国营职工工资是民工的2.7倍，浙江和广东是2.4倍。
拨雾5：福利待遇的歧视
由于民工离开居住地到外地工作，所以也享受不到农村的集体福利。不仅如此，因为不属于城市户口，资方为减轻财政负担，鲜少会把民工纳入一般的劳动社会保险。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发布的「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显示，主要的四项社会保险项目──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对于民工的覆盖率分别只有26.6%、26.2%、15.3%、32.5%。《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揭示2005年民工受保养老、医疗、工伤的比例更低，分别为15%、10%、12.9%。而今年3月，《中国证券报》文章〈「用工荒」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中披露，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只有17%。
中国统计数字如迷雾般难知真伪，但有一点可确认的是，民工基本上被剥夺了社会保险的福利。
湖北知名维权人士姚立法在《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书中分析，由于没有基本政治权利，民工们无法保障自己工作上的权益，「不仅没有社会福利，工作合同都没有权利签，民工不能理直气壮地向资方要求要建合同，他们背后没工会，又没选举权选举信得过的代表为他们说话，自己又在外地、在异乡，总的来讲文化水平较低，老板又是官商勾结，比较强势，在这种状况下，民工们能主张甚么吗？跟当地人来比较就是绝对的弱势。」
广州律师唐荆陵也表示，农民工的结社、集体谈判权益被压制，导致民工的工资水平无法提升。
拨雾6：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
中国大陆在中小学的教育名义上是实行9年义务教育，但农民工的子弟若与父母亲一起到城市生活，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一来无法接受城市里公立学校的教育，二来城市里的公办学校也常会设障碍不让民工子弟入学，如以各种名义额外收费（借读费、赞助费等），地位宛如「次等公民」。
本身在中学教书的湖北维权人士姚立法谈到：「城市里的学校都是比较好的，不愁招不到本地学生，它不收民工子女就可接受更多本市丰厚的子弟，因此公校就会做出很多规定，甚么户口规定，招生方面的规定，甚至还有房产、不动产的规定，这些规定很容易就把民工子女排除在外，这样就可以制造机会让民工向公校求情，这样的机会校方就可收取好处。」
如此一来，民工子弟只能就学于私人创办的民工学校，可想而知，这种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助，硬件设施简陋、教师素质难保证，许多民工学校甚至设立在废弃工厂或仓库中，甚至还备受当地政府的排挤。
今年2月，北京朝阳区的二十多所民工学校就遭政府以开发土地为由强行拆迁，政府既无安排拆迁后学校的去处，对于民工子女因学校拆迁后无处就学的情况也不理不睬。被拆迁的民工育红小学校长李俊山向子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学生有些在流浪，有些在乱跑，政府这些事，我们没得管政府，我觉得很悲观、很凄凉。」
此外，缴私立学校的学费对工资低的农民工来讲也是一大负担，广州的唐荆陵律师谈到：「留在家乡的孩子就不用负担额外的教育费用，但在城市上民工学校就得要收学费，一年好几百几千都是很常见的，民工们只好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节省，降低生活水平。」
所以，民工通常不会把孩子带到打工地，那么就得忍受思亲之苦，一年通常只有在年节时才有机会回家探望子女。
在日本NHK拍摄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的纪录片《激流中国》，在序章〈富人与农民工〉中，在内蒙古的破烂的农民子弟学校中，小学生作文课上写到对双亲的思念时，这些一脸天真的7岁孩童们个个流下思亲的眼泪，全班泣声不断，此景不禁令人唏嘘。
而参与升学考试农村和城市人口对待也不一样，广西民运人士荆处谈到：「同样考高考，在录取上是非常不平等的。北京的考生比全国其他地方考生低一百多分，照样可以录取到清华、北大。在录取上就是非常对外歧视。表面上公平，但录取上又非常不公平，因为北京是权力中心。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权力决定一切，而不是人心中的公正、公平、平等，它没有这些基本元素。」
简言之，说农民工是中国的「次等公民」，真是一点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