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大部分人都支持的理想，各种政策都应该追求公平。但公平到底是甚么，却没有大家公认的具体定义。有些政策被某种公平的定义绑住之后，也可能造成重大的伤害。我国的教育就是一例，为了公平我们的教育以考试甚至用测验题考试为手段，更要所有中小学生念几乎一样的东西而不能因才施教，结果填鸭出一堆活泼创意都被压抑甚至抹灭的人。
由于赋税是政府追求公平的重要手段，因此税改问题也常为了求公平而起，并常有人以其是否公平而义愤填膺或哗众取宠。公平性的争议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公平的定义不尽相同，对计算公平的范围也不相同（请参阅：陈博志，〈公平该由何时算到何处〉，《看》杂志，176期，2017年3月）。
「提高免税额」对穷人有利？
先用很简单的例子来看。提高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额，因为可使低所得者的税负和实际税率大幅下降，因此通常被当成是对低所得者有利的公平政策。但若不用税率而用纳税金额来看，由于高所得者的边际税率较高，减少同额应纳税所得使高所得者减少的税负金额比低所得者还多。所以由获利的绝对金额来看，提高免税额之政策其实是给高所得者更大利益，是不公平的。
若不同意这种说法，请看另外这个政策，假设政府决定发消费券，高所得者每人一万，中所得者每人五千，低所得者不发，那一定会被骂成是极不公平的政策。但提高免税额的实际效果就是这样。由此可见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和范围来看，所感觉到的公平性并不相同。
有人由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范围去看某项税制或某项税改是否增进公平，应有助于大家厘清整个税制或税改是否恰当的问题。但若只由局部的制度或角度就认定那是不公平的，有时可能并不恰当。税制是否公平最好整体来看，只要整体税制符合人民所接受的公平原则，我们不必也不宜要求其中每一项税都对富人课更多，也不必要求每一次税改都要比以前更累进或「公平」。毕竟税制和税改除了公平之外，还有经济成长、就业、效率、乃至税收等等其他目的。
若每一次甚至每一项税改都要更「公平」，不只很困难，最后可能只有「共产」一种选择。不过整体的公平性以及经济成长等其他目标，也都很难明确定义和衡量，一样会人言人殊而有争议。我们能做到的，通常只是请大家用更科学客观的方式来讨论，不要一开始就直接用公不公平的价值判断，以及用不正确的数据或口号来支持或否定某个主张。
「各产业租税应相同」公平吗？
公平性在我国税制史上一个可能错误的应用是产业租税奖励政策。我国从1960年代奖励投资条例开始，即采取对特定产业或特定行为给予租税奖励的政策。单从最后结果来看，其成效似乎不错，我们有了高度的产业和经济发展。但不少人甚至财政部都长期批评这是不公平的政策，因为有的产业可减免营利事业所得税、有的产业不能，表面上看对各产业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在2009年全面降低营所税而废掉几乎全部的产业租税奖励。如今八年过去，我国的投资和产业发展虽似乎更不好，但我们也很难有明确的证据说这是废掉产业租税奖励的后果。
不过由学理来看，指责产业租税奖励不公平的说法似不尽正确。在全球化时代，很多产业的竞争对手都是外国相同的产业，而不是本国不相关的产业。假设生产西瓜免税，而生产电视机每台要多纳一百元的税，只把眼光限在国内来看，这好像对电视产业不公平。但这税负差距对公平性实际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人民有选择种西瓜或生产电视的自由，市场力量也会把这一百元转嫁一些给消费者而不是全由生产者负担，而消费者也不会因为涨价一百元而全部改吃西瓜不买电视。所以本国产业间的租税差异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不公平。
面对外国竞争之可贸易财产业，较怕的不是本国其他产业得到奖励，而是外国相同产业得到奖励或补贴。若同样的电视我国要纳一千元的税而韩国不用，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就可卖比我们低一千元而抢走我们的市场。
国际间相同产业的租税差异，才是产业面对的重要不公平。若竞争对手国某产业得到低税率的奖励，我们也给这产业低税率，只是让它能在国际上公平竞争，并非不公平的事。
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很多国家都用租税及其他政策奖励其目标产业，很多台商到中国和郭台铭到美国投资，都得到当地政府甚大的奖励。但我国却在「各产业租税应相同」这种表面公平的主张下，拿掉了以往成功的产业和功能性奖励，而使我国一些产业实际面对外国低税率和其他政府奖励的不公平竞争。这不只使我国成功的产业可能被吸引外移，新兴和未来产业也难以和外国竞争而可能较不愿在国内发展。
现在连一些反对产业租税奖励的人士都知道要降低所得税最高税率及外国人才来台工作的所得税率以吸引外国人才，却有不少人仍不知较高的产业税率会把整个企业甚至产业赶走，比人才不来还要更严重。
附带地说，目前给外国人才低所得税率的构想若不做更多规范，对本国相似的人才不只不公平，而且会有排挤效果，因而失去工作或被赶走的人才甚至可能比吸来的还多（请参阅：陈博志，〈引进国外人才要有积极做法〉，《台湾经济研究月刊》，40卷8期，2017年8月）。
把公平的计算涵盖到国际竞争层面，我们即可发现，为了能在国际上竞争并继续经济发展，我们应该给某些有可能在国际上胜出的产业适当的奖励，以免它们被外国的产业奖励打败或吸走。所以我们不该再被各产业租税要相同这种错误的公平观念绑住。当然产业和奖励程度的选择仍是该很谨慎的事，不是随便奖励都对。（请参阅：陈博志，〈扶植上驷的产业政策〉，《台湾经济研究月刊》，40卷5期，2017年5月）。
「未来利益」难以推估
在国际竞争层面之外，另一个扩大公平范围或视野的可能方向是租税对整体经济的效果。这方向没错，说起来很简单，实际却常不易验证而有许多争议。这方向最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要「把饼做大」以让大家都分到更多。问题是能否证明饼会更大，而且大家都会分到更多而不失公平。这里面涉及可能较复杂的理论和实务问题。有很多间接和外部效益并不易估计，所以也难免因引用的理论或实际估计错误，而使想要拿来抵销政策直接不公平的预期利益落空。两税合一政策就是一个例子。
当年推两税合一政策时财政部说两税合一加上对保留盈余加课10%营利事业所得税，可使税收只有甚小的损失。换言之，政府好像没给资本家多大的利益，投资和经济成长却可因两税合一而大增，所以整体而言好像不会太不公平。但当年我写了多篇文章公开质疑这项推估，并要求财政部公开其推估方法，而财政部却并不理睬，财税学界的大师们也未质疑，所以两税合一就过关（请参阅：陈博志，〈税改的效益评估亟待改善〉，《看》杂志，141期，2014年3月）。
而事后来看，近二十年两税合一已使税收损失近两兆，投资也未如预期增加。如今回头要把这政策砍半，但伤害已造成。由此可见，要用各种未来利益推估做税改依据，必须十分谨慎，要把其中的道理和数据公开让各界检讨。
「有所得就该课税」对吗？
不过有一些外部成本或利益可不必涉及复杂的整体经济理论或实证模型，也不是那么难估算，因此就比较容易用租税手段来抵销外部性和市场失灵，而在公平的原则下提高经济效率，并把饼做大。对污染这种外部成本课税是目前大部分人已能接受的做法。养猪农户和中企业即使是低所得者，也不可以用公平的理由而乱污染环境。
但对于经济行为所创造的外部利益这部分，理论上虽和污染恰好相反而应得到奖励，但我国近年却走回头路，而以公平为理由，把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中对研发等具有外部利益的奖励拿掉。这是我们在租税公平的观念中亟须导正的另一个项目。
租税公平的论述中常用的一句口号是「有所得就该课税」。这句话大致不错，但产生各种所得的行为对经济的外部利益并不相同，因此依对污染课税或收费同样的道理，不同所得该课的税并不必相同，外部利益大的所得行为该课低一点的税而提高效率且不失公平。由于产生所得之行为的外部利益并不确定也不易估算，我们当然很难对各种所得都分设不同税率，但至少对有明显较大之外部利益的行为，我们不必为了表面上的公平而不愿给予适当奖励。
而在实际情况上，去年已废掉的证所税是个明显的反例。该证所税对买卖已上市股票这种主要是由投机赚到的钱只课极低的税，后来甚至想尽办法不课税。但对新上市和兴柜股票这种有较高比例是因创新创业而赚到的所得，却要核实课高很多的税，不只是不公平，也完全不是想鼓励创新的国家所该做的事（请参阅：陈博志，〈证所税无公平正义却伤害新产业发展〉，《看》杂志，119期，2012年8月；〈证所税的一些学理思考〉，《台湾经济研究月刊》，38卷10期，2015年10月）。
我们的税制多以防弊为主要思考，对污染行为的课税也是一种防弊的做法，但奖励创新和有竞争力之产业的发展这类兴利的政策理论上和对污染课税相同，却更能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却不太敢做。未来我们至少应可对有利于全经济之创新和增进必要之就业的行为，提供适度的奖励。
这种对不同「所得」可课不同税率的主张，并不等同于对不同「生产要素」课不同税率之主张。由于以前有资本的都是有钱人而卖劳力的都是穷人，因此大家都倾向于资本所得该课较高的税。托玛．皮凯提（Thomas Piketty）更在其《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主张要对资本所得课重税以避免所得分配恶化。但现代社会并不一定很有钱的人才有资本及资本所得，也有大量资本是退休基金等非富人所拥有。对社会进步有贡献之创新者的所得也常以资本所得的形式呈现。因此简单以资本报酬和薪资来决定所得税率的高低，并不符合上述依对社会之外部贡献来定不同税率的道理。而对资本所得都课重税若阻碍了创新，也不见得对所得分配有利（请参阅：陈博志，〈21世纪资本论的分割谬误〉，《台湾经济研究月刊》，38卷3期，201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