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地，全球暖化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最热门的议题。然而，直至目前，环绕着这个议题的口头讨论多，实际作为却很有限。尤其在2009年12月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触礁之后，全球减碳的步调，基本上就进入了「日头赤炎炎，随人顾性命」的阶段。
澳洲的公众普遍认为，澳洲的环境问题，尤其是长年的干旱，可能是暖化造成的。基于这样的切肤之痛，暖化与随之而来的减碳，一直是澳洲保有热度的公共议题焦点。今年2月，执政的澳洲工党政府宣布将实施一项碳税计划，将这个议题的热度推向高峰。基本上，计划招致了相当激烈的反对，并导致总理茱莉雅‧吉拉德（Julia Gillard）所领导的少数政府公众支持率，降到了历史低点。
澳洲目前的碳税计划
这项碳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对排放碳的企业课税」。据估计，将有约一千家澳洲企业遭受影响，其中包括了澳洲诸多工业领域的排放巨头。此税负和传统的能源税不同，因为能源税主要是针对能源消费者课税，而碳税是课在能源的生产者上。
目前工党的计划是要首先在2012年引入定额的碳税，并于2015年过渡到排放权交易制度（cap and trade system）。虽然碳税的额度还没有确定，但每吨排放大约课征20至30澳元之间。
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开始征收类似的税，其中多数在欧洲。在亚洲，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开征针对企业的碳税，虽然已有几个国家目前处于研拟阶段。而台湾曾于2009年有过热烈的政策讨论，但行政院并无具体的政策规划，所以距离真正开征能源税应该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执政党面临空前挑战
吉拉德总理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她自己。因为去年8月澳洲联邦大选之前，吉拉德曾公开承诺她所领导的工党没有实施碳税的计划，而选民们对此承诺记忆犹新。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推翻选举承诺，当然容易招致非议。尤其，和台湾选民不太一样的是，对于政治人物的诚信，澳洲公众持有较高的要求标准。
果然，在野的保守党领袖唐尼‧艾伯特（Tony Abbott）利用这个机会指责吉拉德欺骗澳洲选民，并讽刺称她有着「戏剧性变化的心」。他现在正在呼吁在实施碳税之前，应该重新选举，让民意在碳税的议题上有机会完整呈现。
对碳税计划形成空前挑战的，是3月份甫结束的新南威尔士州大选。该州已执政多年的工党政府，在这次选举中以悬殊的比例输给保守党联盟。有趣的是，在改选前，纽省反对党领袖奥法雷尔（Barry O'Farrell）高调加入排碳税反对者行列，呼吁选民利用3月的纽省大选向联邦政府表达他们反对碳税的意见。这使得这个澳洲最大的省级选举变成了一个间接的对于碳税的「公民投票」。而执政工党大败的结果，让在野的保守党有机会将选举结果解释成选民对碳税的否决，形成地方炮打中央的局面。
学理上的矛盾与盲点
理论上，征收碳税和所有的能源税类似，都属于皮古税（Pigouvian Tax）的一种。皮古税的目的是为了将厂商所造成的「外部性」（externality）予以「内部化」（internalize），也就是促使厂商的成本上升而降低原本过多的排放。在暖化这个议题上，外部性指的主要是使用燃料的人所制造的污染，以及造成暖化的气体。这部分的成本由于不需要由生产者或者消费者承担，而变成外部成本。
不过，在减碳这个问题上，澳洲民众还面临一个经济学上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即所谓的「共有财悲歌」（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个理论是说，一项公共的资源如果能自由地被大众使用，而又不能有效的管制使用人数的话，那么这项公共的资源将会被过度使用。而且，这个理论也预测，对使用人数的管制基本上很难有效实施，因为利之所趋，人人都想暗渡陈仓去分一杯羹。这个预测在非洲犀牛以及加拿大大西洋鳕鱼的猎捕上非常灵验，因为难以有效管制，过度的猎捕导致两种物种濒临绝迹。
在减碳议题上，「共有财悲歌」的现象尤其明显。因为国际间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管制与监督机构，而即使协议达成了，各国也有强烈的动机不去严格遵守。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难产，主因之一就是中国作为排放大国，却不愿接受具有国际法约束的监督机制。
于是，在减碳问题上，「外部性」与「共有财悲歌」两个问题必须同时考虑。也就是说，个别的国家，尤其像澳洲这样的小国（相对于美国、中国），单独进行减碳是非常没有效率的做法。减碳要达到一定的成效，需要全球的协作，尤其必须有美国与中国这两个排放大国的参与。
任何税都会转嫁
碳税虽然名义上是对排放碳的企业课税，但企业的生产成本一旦提高，产品的价格也会增加，这就是租税「转嫁」到消费者的过程。由于碳税课征的对象，多属电力与能源生产者，因此转嫁的结果就是能源价格的提高，而一般家庭与企业对于能源的使用由于在短期内的弹性很低，其结果就是必须负担更多的能源使用费用。
据《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报导，纽省独立定价监管仲裁庭（IPART）的计算显示，如果排碳税按照2008年的计划执行，一户典型纽省家庭的电费将在3年之内每星期由现在的24至32澳元，增加到37至52澳元。小企业电费将从每年9,432澳元增至15,901澳元。
这些额外增加的生活成本，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物价普遍上扬，就是澳洲反对党攻击碳税的最佳说辞，也是日前新南威尔士省大选时保守党最有说服力的数字。一旦民众意识到，为了达到减碳这个道德目标所需要付出的是自己口袋中白花花的银两，而不只是大企业的利润，民众对碳税的支持度就大幅锐减。
为了减少阻力，吉拉德政府现在努力要推行一项价值数十亿元的碳税补偿方案。该方案将用征收来的碳税，去补偿多达260万个低收入家庭，另外使170万个中等收入家庭不受此税影响。同时承诺汽油价格如被纳入碳税征收体系，将从燃油税中补偿居民因油价上涨而受到的损失。
泛道德论vs. 成本效益分析
全球暖化的议题虽然已经被各国政府与民众认识到，但减碳不是没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往往很容易被各种「泛道德」的论述掩盖。许多提倡碳税或者能源税的个人或团体，往往假设对企业课税只会影响企业利润，而不会对一般的消费者造成负担。普通的民众也在直觉上形成这样的一种印象。然而，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课征厂商的税会有一部分被转嫁给消费者，其效果跟课征在消费者身上的传统能源税是类似的。
所以，在减碳的政策形成前，政府和民众都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每个人愿意为减碳所付出的代价是多少？而澳洲的例子显示，普遍民众愿意付出的代价似乎并不高。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没有大国参与的前提下，小国减碳的行动即使做到完美，其效果也非常有限。于是，即使澳洲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减碳负起自己的一部分责任，这样的努力也不会有甚么具体的回报。减碳最终还是需要全球一致的行动才能达到成效。但目前看来，人们的意愿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