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日本大地震中，另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日本现象」是理性的媒体报导。NHK的「灾难采访守则」中，还特别标明「不要制造恐慌」以及「顾及受访者心情」。然而，就连这样的日本媒体也受不了菅直人政府「慢了好几拍」的反应。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抨击政府提供讯息的方式「令人怀疑、反应太慢」，造成民众不必要的担忧。《朝日新闻》也批评日政府危机处理杂乱无章，疏散指示不坚决。《纽约时报》更是重炮批评日本政府的领导能力和掌握讯息的能力，并以「坦白之死」形容日本的领导阶层怯于发布真实讯息。
坚忍、鲜少表达不满的日本民众也坐不住了。3月20日，东京涩谷举行反核游行，近二千人举着「停止核能发电」的标示走过繁华的涩谷街道。4月10日，东京则爆发核辐射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其中一万五千人响应Twitter网站的号召，到杉并区的日本旅客铁道高圆寺站外集会，要求停止使用核电；另外二千五百人游行往中部电力公司在东京的分公司，要求关闭静冈县的滨冈核电站；也有部分人游行到东京电力总公司抗议。游行队伍携老扶幼，大声表达不满，这在日本社会相当罕见。
日本在当今世界被视为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在亚洲更是国力领先的首善国家。为甚么日本政府却禁不起「大地震」的考验，震垮日本自家百姓与世人的信心？
问题1
首相年年换新人，政府团队不稳定
2009年，自战后1955年起一直执政的自民党失去了政权，民主党成立新政府。但是民主党执政不到二年，又换了二任首相。从2005年到2010年，日本历任首相包括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鸩山由纪夫，直到目前的菅直人，一年就换一个新政府。
台大政治研究所毕业、曾长驻东京、着有《现代龙马何处寻》，以日本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中国时报》副总编张瑞昌坐直了身躯，直指日本问题的核心：「日本的凡事认真的民族性，也让他们的政治文化十分严格，间接造成政府人事动荡。」
张瑞昌表示，日本一方面对政治献金规范特别严谨，出现丑闻当然只有下台一个选择；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政治人物声誉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往往讲错一句话就要下台。「日本人对政治人物下台习以为常。大家动辄道歉、下台，久而久之变成一个不稳定的政府团队。」
日本首相与内阁的经常变动，甚至让日本在外交舞台上落人笑柄。张瑞昌说：「国际间开玩笑说，早上见到的日本首相跟下午见的不是同一个人。」这样变动频繁的政府，造成永远是「新人」在处理国事。平时可能没有甚么大问题，但在面临重大变故时，很可能会手忙脚乱。
台大日文系主任徐兴庆也有相同见解：「新政府在执政这么短时间之内，却发生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这些领导人没有经验，没有办法很好地应变。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地方政府的沟通上，横的、纵的联系都出现问题，这是很严重的。」
福岛核电厂事故发生后，菅直人还公开怪罪各级文官没有把讯息告诉政府，且中央下达的命令也无法切实在地方上执行。
问题2
政治人物与菁英文官互不信任
虽然政治人物来来去去，但政府各阶层的文官长期以来都在同一个岗位上，他们是日本社会最菁英的人才，在二次大战后指导国家经济发展，对日本战后复兴居功厥伟。
日本政治文化权威学者、台大与辅大日文系教授何思慎说明，在日本政治中，实际政务的操作是交给训练有素的专业文官队伍：「一直以来，日本政治家通常是听官僚的意见后做出决定。长期下来变成政治家听命于官僚。」因此，对日本来讲，「政治家只是选举的动物而已。」
但是，长期下来，空有「名分」但少「权力」的政治人物开始不满。何思慎进一步解释：「从自民党的小泉首相开始，就有类似的主张，他讲『政治家主导』。到民主党上台之后，在态度上他们认为应是政治人物当家作主，官僚要听命于政治家，是政治家的辅政工具，于是在政治家与官僚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说，日本文官不习惯、也不信任自民党政府。
福岛核能电厂事故让现任首相菅直人气得跳脚，因为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沟通不良，在首相官邸里面能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何思慎表示，东京电力公司虽然是民营企业，但它是一个特许行业，过去其实是国营的，广义来讲还是一个公家机关，公司里面很多人都是广义的文官。
「这次或许有人会讲说东京电力蒙蔽了首相，但或许没有，他们只是按照过去日本文官处理事情的态度做事。文官会认为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跟政治家讲他也不懂，所以不必甚么事情都告诉政府。」何思慎表示，东电的立场可能是：「我认为有必要自然会告诉你，认为告诉你也没用的东西我不会告诉你，但我会处理。」但是处理不好呢？东京电力公司社长清水正孝4月11日亲赴福岛向居民道歉，但被骂「拿甚么脸来！」确实，有些事情做错是没有机会重来的。
话说回来，日本政府其实仍要负起救灾不力的最大责任。毕竟政府有义务彻底了解事故的情况，并告知社会大众，领导救灾行动。就算文官没有主动告知情况，政府也应该积极询问。
但菅直人显然并没有做好，因而成为众矢之的。3月19日，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事后检讨，政府原本应该更快一点采取行动，评估灾情，并统合所有信息，更快提供消息。」
但是，再多的道歉，也挽回不了无辜牺牲的灾民。
问题3
缺乏强而有力的领导者
《中国时报》副总编张瑞昌认为，在小泉之后，日本政府不管在朝或在野，都缺少具有领袖魅力的政治人物，这是日本政府权威不足的重要原因。首相领导统御的能力不足，救灾、应变的措施就不容易推展；日本社会也常对首相的所言所行持保留态度。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世袭。在自民党时首相「世袭」的趋势非常明显，还被当时在野的民主党讽刺：「如果不是首相的孙子或儿子就不能当首相。」
张瑞昌笑称：「这些世袭国会议员只要当上首相，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有缺憾！当不到一年就下台，就轮流，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即便后来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每一个人都是政治世袭。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来自一般阶层的首相菅直人，但是显然菅直人这次也是左支右绌。所以日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缺乏具有政治魅力的领导者，这是非常关键的。」
描述坂本龙马一生的日剧，日前在日本热播。坂本龙马是日本幕府末期推动大政奉还、明治维新革命的革命性人物，受到日本举国高度敬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龙马又回到了日本」，突显了日本民众期盼「英雄」的心理。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日本在战后的对外政策是由美国主导，对内政策则由官僚策划；显见日本没有明确的国家发展目标。到底日本有没有可能出现「龙马二世」？这也是许多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问题4
「稻草人」社会面临重大挑战
那么，是否换一个有魅力的首相，就能解决问题？
对于这次灾害突显出的问题，何思慎认为，不是换首相就能解决的。「换首相，如果首相思维都一样，那换一百个都没有用。要有新思维才可能带来转变。」日本长期以来缺乏社会的核心价值，这次震灾之后，除了硬件的重建之外，日本势必将面临「国家精神」的重建。
熟悉日本历史的台大日文系主任徐兴庆表示，日本自古以来就不断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并加以改造，与日本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特殊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研究专家加藤周一，就称日本为「杂种文化」民族。早在公元五世纪，日本即开始接受儒家文化；六世纪半左右，开始接受佛教文化；七世纪到九世纪末，还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法律制度、文学艺术以及科技发明等，不遗余力地吸收外来文化。
十九世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积极接受西方文明。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及教育家福泽谕吉于1885年更喊出「脱亚论」，从此日本全力「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几乎全盘西化，发展「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及「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徐兴庆解释：「从此，日本社会经济利益挂帅、竞争激烈，走向现实主义。」
也因此，日本高速工业化，很快成为军事强国，并在战后又快速发展经济，重新站起来。「日本制造」的商品直到现在仍是质量保证。但是日本虽然学到了西方国家的外形，却没有学到他们的精神。何思慎语重心长地说：「西方其实有西方的价值，可是支撑西方的宗教信仰价值并没有进入到日本。就是说，战后的日本变成是一个『稻草人』的社会，他们每个人有那个形态，可是没有灵魂，日本人就像一个个没有灵魂的稻草人。」
何思慎认为，这种「稻草人」现象到了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更严重了，「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世代，他们或许还可以从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从他们身上看到过去的日本；可是在80后出生的，他们根本已经不知道过去真正的日本是甚么，真正的日本人形象应该是怎样，甚么叫日本精神。所以年轻人很多是『宅男』、『宅女』、『草食男』呀，就是生活得很消极，不积极进取。」
日本国立山形大学英语讲师蔡少玲也有相同的观察。她认为日本年轻的一代很没有责任感，也很怕吃苦，跟他们的父执辈差异很大。「不说大的事，就说课业这方面。父母付学费供你上大学，做为学生应该为自己的前途负责，认真念书。但他们每天都浑浑噩噩的，不知道他们在想甚么很令人忧虑，我和我的同事观察到年轻人对自己很不负责任，一点都不想吃苦。吃一点苦就大叫，抱怨功课太重呀、考试太多，在大学修课都要找轻松一点的课。我们老师一提到现在的日本学生都摇头叹气。」
到了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化，整个社会气氛消极不安，张瑞昌认为：「这社会少子化、高龄化，然后社会普遍陷入经济成长停滞的状态，让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集体的失落感，我觉得才是日本当前最重要的挑战。」
日本的未来
经历这么大的一场灾难之后，徐兴庆指出，目前日本的政局比较稳定，整个政治气氛是以救灾、重建为重。「本来在野的自民党是不让预算通过的，但是这次地震之后，在野党就先不批评执政党了，赶快让预算通过。国会暂时不会改选，民主党政府不会倒了。现在日本的政治气氛是回到了集体主义，这个时候国家是摆第一的。」
徐兴庆表示，日本社会也会重新省思，到底该往何处去。「日本这一代的年轻人会看到未来的危机，他们会重新去思考：『我们能够为这个国家做甚么？』现在到处看到的都是『日本加油』的广告牌，很多日本民众都在放下个人利益，为整个社会多付出一些。」
谈到日本的未来，徐兴庆也认为多数人还是相当乐观的。「二次大战两颗原子弹重创日本，那时日本就是赤裸裸的甚么都没有，从零开始再站起来。」但是现在很迫切的问题是，日本人需要找回他们的「大和魂」，重新定位国家的发展方向。
对此，几位学者不约而同提到「日本金融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书中提到「义利合一」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告诉日本人，除了赚钱之外，「义」也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关键──「算盘也要靠《论语》来拨动。」
何思慎认为，日本传统上是一个非常重视「诚」的民族。从这场震灾中，日本人要重新反省过去的生命态度，人跟自然、人跟人互相之间那种「诚」的关系，去思考怎么样重新恢复日本精神，「把过去战后、富裕之后，丢掉的日本价值重新拿回来，让日本重新变成日本，让日本人重新成为日本人。这或许也是这场灾难中，日本人可以成为浴火凤凰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