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新极权」时代

来自北京的严先生，今年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看起来十分斯文；在韩国首尔做生意。今年春天到韩国参访，在异乡遇见说同样语言的台湾人倍感亲切，很快便聊起北京和台湾的话题。但，一谈到中国政府，原本谈笑风生的他，笑容瞬间凝固，脸上流露出惊讶慌张的表情，连一句话都不想多说：「要上班了，先走了啊！」

来自上海，以交换学生身分来到台湾清华大学的小武，有次和台湾大学的同学们开心地谈天说地。但一提到政府的话题，小武先是坐立不安，之后忽然态度强硬地对台湾同学们下逐客令：「不要再打扰我们了！」

令人闻风色变的中国政府，真的改变了吗？

观察1

中共的极权统治历史性格

说到极权统治，目前旅居英国伦敦的中国著名女作家张戎，在其小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中的描述，堪称经典。张戎身为中国共产党老干部的女儿，从孩提到少年时期过得无忧无虑。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其父因写信给毛泽东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还因为各种迫害与批斗导致精神失常。而在文革时，一人成了反革命，亲友都必须与他「划清界线」，否则就会一齐遭到迫害。当时很多人因此选择放弃至亲。

张戎写道：「父母当了『阶级敌人』，儿女被要求划清界线，有不少人确实这样做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写了大字报揭发她父亲。我认识的人中，有人改了姓，以示与父亲脱离关系；有人从来不去看望被关的双亲；还有人甚至在大会上批斗自己的父母。」

张戎面临整个家庭被打为反革命，一时心有所感作了首诗，正逢造反派前来抄家，她赶忙将自己反锁，将诗毁得连个小纸片都不剩。张戎描述当时内心的恐惧：「我却一下紧张起来，他们发现我的诗怎么办？记得我父亲开始被批斗时，叫我母亲把他的诗都烧掉。他很清楚，任何作品都可能被断章取义地歪曲，藉以陷害作者。」

在这种环境下，张戎认为当时的环境「把许多人变成了魔鬼」，她还对人做了分类：还有人性的人、没有人性的人。她对偶像毛泽东的信仰也产生了怀疑：「如果这是天堂，地狱又是甚么样子呢？」

已逝的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是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学者，她所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是学界必读的经典。综合鄂兰以及相关学者所言，「极权统治」，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实行高压恐怖统治的政府型态。在政府这个「老大哥」的严格管制之下，人们非但没有人身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也付之阙如，过着连思考都被规定的生活。另一方面，恐怖统治还切断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情感联结，如文革期间至亲好友的关系都可能因为「反革命」而断裂，使人们感到十分孤独与绝望。这时，极权统治的领导人被塑造为「救世主」，所有人因此共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希望生活在「共产主义人间天堂」。

使中国元气大伤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开始反省极权统治，因此从1976年到1989年出现了一段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较为自由宽松的时期。在政治方面，邓小平为了和毛派斗争，采取了宽松的统治政策，当时甚至论及关于政治民主化的民主选举、新闻自由等议题，以及后来付诸实行的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革开放政策。政、经、社松绑的情况下，当时中国人心思变，各类思想百花齐放，终于产生六四学生民主运动。

但六四枪响后，中共再度倒退回极权统治。但回到极端的共产主义意识型态是不可能的，经过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等多次政治运动，在中国，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已经很少了。那怎么办呢？中共于是实行在部分经济与社会政策上持续开放、但在政治上严控的统治方式。

加州圣玛丽学院（Sain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教授徐贲（Ben Xu）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分成三个阶段：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文革是「极权主义时期」；文革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相对较宽松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而从六四到现在，政治严控、经济开放的中国则是处于「新极权主义时期」。

观察2

中国现在进入新极权时代

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进入新极权主义时期。中共在政治上越来越「收」，仅容许政府体制的「微调」，不涉及根本的政治民主化。

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二大」）即清楚表述：「我们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十三大」更明确指出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在「转变政府职能」，并特别强调「绝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也绝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从「十四大」到「十七大」也一再重申不会改动中国的根本政治体制。

相反地，在经济方面，则是持续「放」，朝开放的政策方向前进。发展市场经济，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近年来并积极改变「所有制」，使私营经济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社会方面则因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而使得寻租（贿赂、疏通）情况严重，「权钱交易」盛行。

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表示，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改革是一场「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简单说，就是球员兼裁判的财富重分配，一般民众无法参与。因此贫富差距日渐扩大、贪污腐败情况难以遏止，连带地社会风气日坏，在极权时代被严禁的「黄、赌、毒」横行，这是社会「开放」的一方面。

可能有人会问，起码现在经济、社会是开放的啊！为甚么中国还是「极权统治」呢？首先，不要忘了，在这样的政府的统治下，仍旧没有「民主」的可能性，而且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想赚钱？请便；想参政？除非有特殊背景，不然门都没有；想批评人权等敏感话题？小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老大哥还在看着你哪！

具体来说，80年代的政治气氛一度较宽松、学者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六四之后趋于沉寂。对「越界」的言论、作品或宗教信仰，中共开始「毫不手软」，使用国家暴力等强制手段予以镇压。如高智晟、胡佳、艾未未等人被监禁、绑架，发表《零八宪章》的刘晓波被关押，天主教家庭教会、法轮功信仰被迫害等。对于「潜在威胁」，中共也十分谨慎。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社会学教授赵文词（Richard Madsen）的研究指出，在中国，符合公民社会组织定义，受法律保障、可自由活动的非政府组织（NGO）并不存在，虽然某些团体可能可以得到某些独立空间，但这必须仰赖统治者的「善意」，且这个活动空间可能随时被收回。如此，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人民终究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

而这种极权统治「新」在哪里？在历史上所有的极权统治都有一个官方意识型态，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些「官方教义」。然而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已失去信徒，遭逢数次政治运动狂热的中国民众，历经从满怀希望到失望的过程，对信仰、理念、价值观等概念已经麻木了；加上文革破坏了中国传统儒、释、道的伦理与文化，「无神论」的现代中国人甚么都不相信，笑贫不笑娼、向「钱」看齐的社会风气鼎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十分脆弱，为钱反目的情事比比皆是，更遑论如果你是现代「阶级敌人」──政治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天主教家庭教会成员，就更常常要面临周遭环境的敌视。有位中国作家用一句话形容这种情况──「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于是多数人既没有办法参与公共事务与决策，生活上又缺乏道德伦理的约束，只好活成犬儒，或者变成汉纳鄂兰所说的「动物人」，生活只为了温饱与享乐。

据最新的盖洛普健康调查，大多数中国人过得并不幸福。在中国感觉生活「蒸蒸日上」者只有12%，「勉强糊口」者占71%，「非常痛苦」者占17%。感到「非常痛苦」的比例甚至超过苏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

是的，现在的中国大陆同胞，真的活得水深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