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政府6月8日禁止了对印度尼西亚出口活体牲畜。这项禁令影响十分巨大，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澳洲活牛的最大出口市场，估计将造成一年达三亿三千万澳币的损失，相当于台币一百亿元。而造成这项禁令的原因，并不是寻常的贸易纠纷，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龃龉，而是一个台湾民众比较想象不到的原因──印度尼西亚屠宰场不人道的屠宰方式。
不人道的屠宰激怒澳洲民众
澳洲广播公司（ABC）电视网今年6月播出了一支由「澳洲皇家禁止虐待动物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RSPCA, Australia）拍摄的纪录片。该影片呈现印度尼西亚屠宰场对待牛只的各种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屠宰工人对牛又踢、又鞭，还挖眼、断尾，牛只受到极大痛苦，不断嘶吼、扭动身躯。有牛只眼见其他同伴被剥皮，害怕地站着频频发抖……这些极度令人不安的画面播出后，造成舆论强烈的不满，要求禁止出口活牛到印度尼西亚。
此时，澳洲农业部部长乔．路德维格（Joe Ludwig）犯了一个错误。由于低估了民众的不满，路德维格宣布终止录像中显示的11家印度尼西亚屠宰场的活牛出口；然后，他宣布成立一个独立调查组，对活畜出口全程进行监督，包括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屠宰点。这个也许台湾人看来已经有所作为的措施，却被澳洲人视为不痛不痒，并质疑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导致民众更加愤怒，最后迫使民意早已江河日下的工党政府下达「封杀令」，对印度尼西亚全面禁止活畜出口。路德维格并加码说，禁令没有时间表，但目前设定为六个月，将实施到印度尼西亚屠宰场改善，确保对待动物方式符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准则为止。
禁令发布后，6月7日已有一千九百只准备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活牛，在澳洲港口被拦下。不过，在澳洲少数政府中居组阁关键地位的绿党，并不以此满足，将提案要求「永久禁止活牛、活羊出口」。比较激进的「国际保护动物协会」（World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WSPA）也呼吁澳洲政府宣布一个永久停止向所有其他国家出口活畜的日期。
同时，继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牛只之后，出口到其他国家的牲畜也瞬间变成媒体的焦点。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每年出口到土耳其等中东地区的四百万只羊。由于海运条件十分恶劣，多达四万只羊会在途中死于饥饿、拥挤、身体创伤或者疾病等原因。
畜牧业的巨大损失
这项禁令不意外地引起了印度尼西亚当局的强烈不满，并声明这项禁令已涉及「贸易歧视」，因而将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其主要的理由是，虐畜限于少数不肖厂商，没有证据显示印度尼西亚业者普遍施行这样的做法，全面的禁令是不合理的。
但抗议最强烈的，还是澳洲本土的畜牧业者。因为他们将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代表农民利益的国家党就坚决抗议这项禁令，该党领袖楚斯（Warren Truss）指出，对印度尼西亚的活牛出口占澳洲整个活牛出口业的47%，年产值达3.2亿元。禁令一下，不仅断了本地相关业者的生计，也会连累印度尼西亚的牛肉业者。为了安抚情绪，澳洲总理吉拉德还特别到畜牧业集中的城市达尔文，向当地官员解释这项禁令。
中止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活牛的政策博得了公众和动物保护组织的一片叫好声。但是，疲于平衡收支的联邦政府还得千方百计地规避可能由此引发的赔偿问题。尽管卢尔德维坚称动物福利是第一位的，但他也承认，出口禁令长此以往将给活畜出口业造成伤害。而且，不管前来采访的记者怎么套话，卢尔德维就是不肯吐出「赔偿」二字。联邦政府一面施行严格的禁令来安抚民众，一面又让畜牧业者自行吸收损失，这样的做法让畜牧业很难接受。
企业该不该负社会责任？
在自由经济与贸易的环境中，一个常被争论的议题是：企业到底该不该负担社会责任？
关于这一点，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主张：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所以不应该额外负担社会责任。荣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是这一观点最直率的支持者。他认为管理者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股东的最佳利益出发来从事经营活动。同时，他认为股东只关心一件事，这就是财务方面的回报。他还主张，不管何时，只要管理者自作主张将组织资源用于社会利益，就是在增加经营成本。这些成本要嘛通过高价转嫁给消费者，要嘛通过降低股息回报由股东吸收。于是，管理者没有为股东负起责任。
在这次的事件上，有人认为澳洲的畜牧业者并没有参与屠宰，也不能为印度尼西亚的屠宰方式负责。要他们负起这样的「人道责任」，以满足大众的「人道需求」是不公平的事情。而且，全面的禁令并不公平，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出，除了影片中的11家屠宰业者之外，其他的厂家也在施行不人道的屠宰方式。同时，有人也主张，即使澳洲有了禁令，印度尼西亚的业者还是有办法从其他管道进口牲畜，例如纽西兰等国家。澳洲的作法只是损害了澳洲业者的权益而已，最终并不能达到改善印度尼西亚屠宰方式的目的。
另外，也有媒体提出疑问，澳洲应不应该透过贸易手段强行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到其他低所得的国家？是否应该让贸易归贸易、「牛权」归「牛权」？
然而，企业的经济自主权的界线在哪里？是否应该符合基本的价值观或者道德的底线？都是这次事件所反映出来值得探究的问题。
拿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来比较，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监护权是受法律保障的。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方式基本上是父母的自由，外人没有干涉的权利。然而，监护权并不是没有界线的，孩子的人权一样受到法律的保障。家庭内的暴力或者其他对孩子侵害的行为，就不只是「家务事」，而是法律所不能容许的事情。
因此，许多人认为，在一个尊重生命的社会，对于动物与牲畜的人道对待，就不属于个人或者个别的企业自由选择的范围，而是法律应该进行规范的领域。这次的事件就充分显示了澳洲社会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目前争议的两造间，并不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做法。其中之一就是由澳洲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合作，透过补贴或奖励等方式让印度尼西亚的屠宰业者换用好的屠宰设备。透过经济手段提供改善的诱因，往往比全面的禁令或者监控来得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