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或称功利主义），是西方伦理学的一支重要理论，主要是由边沁（Jeremy Bentham）和米尔（John Stuart Mill）于十六与十七世纪开始提倡的。
效用主义主要的想法，是认为「最大的善」就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并将这个原则视为道德与公共政策最重要的基础。根据这个原则，能增加最大幸福程度的行为即是善的行为与政策，反之则为恶的行为与政策。
效用主义的开宗祖师边沁，认为自己深具创见的思想会流传久远，所以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体制成标本保留下来，供世人瞻仰。他的遗体至今仍以正装的姿态展示在他创办的伦敦大学学院的主楼回廊上。
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政府政策若能增加社会整体的幸福，这当然是好事，但效用主义的想法有许多受到批判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它违反基本的人权原则。例如，一个效用主义者会主张镇压少数，以保障其他人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能够为这个例子提供左证的，就是各个独裁者或者极权政府往往喜欢宣称他们迫害异议分子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并有助于经济发展，而对大多数的整体有利。
另一个对效用主义的主要批评是，个人的快乐程度无法精确衡量，不同人的效用也无法相加。
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效用主义者？
关于效用主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人不能判断自己是不是效用主义的信徒。因此，有许多非效用主义者认为自己是，而同时也有许多效用主义者认为自己不是。
然而，有一个简单而且常用的问题，叫做「电车问题」（trolleyology，或trolley problem），可以用来测试一个人的价值观或者行为是否符合效用主义的原则。这个问题是：假设你在一个天桥上，目睹前方的铁轨上有一台失控的电车，即将撞上五个正在铁道上修路的工人。你的身旁站着一位身躯非常肥大的人，刚好站在铁轨上方的位置。你可以选择将这人推下桥，他的身体重量可以阻止电车前进，五名工人的性命因此可以获救；但这个无辜的胖子，却将命丧黄泉。请问你会不会将他推下去？只有对这个问题回答是的人，其价值观符合效用主义的精神。
目前已经有许多人用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的各种场合做测试，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不是」。只有大约10%的人会给予肯定的答案。这显示效用主义者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少数。然而，从来没有人去深究过，这个10%的人到底是甚么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一群超然正直的人士，忧国忧民为社会最大的福祉着想？还是一群价值偏狭的异类呢？
追求快乐的人并不快乐
最近《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巴泰尔（Daniel Bartels）教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皮札罗（David Pizarro）教授的最新研究，其目的就是在探索效用主义者的价值观与生活面貌。
在这份研究中，他们调查了208位受试者，除了问他们「电车问题」外，也让他们回答一连串关于他们心理状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喜欢看人用拳头打架」、「与人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讲他们爱听的话」、「当你认真想想时，会发现生活糟糕到早上都不想起床去面对」等等。根据专业的心理学分析，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用来衡量三种不同的心理失序──反社会倾向、马基维里心理（Machiavellianism）、认为生活没有意义的人。其中，马基维里心理是一种透过欺骗来操控他人的心理倾向。
测试的结果发现，以上这三种心理倾向，在那些在电车问题上给予肯定回答的人身上，表现得很强烈。这样的结果暗示了那些在价值观上认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人，其实并不是一群快乐的人──他们有比较强的反社会倾向，比较愿意透过欺骗的手段来与他人相处，而且，他们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们需要甚么样的政策制订者？
根据这份研究结果，我们可以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希望政府的公共政策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出上述这种心理不太健康的人作为政策的制定者？
这份研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解答，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种有强烈负面心理倾向的人，不论是否真的能制定出幸福极大化的政策，让这些心理不健康的人执政显然有莫大的风险。
另外，人们在私领域与公领域的行为准则往往不同。两位研究者的实验结果应该只显示了受试者们私领域的价值观。而一个在私领域不属于效用主义信仰者的人，完全有可能按照幸福极大化的原则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