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成都市民5月4日以「散步」形式抗议PX化工厂落户彭州，「PX」这一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产生高污染的化学产品名称再次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去年是一个由台商（前东帝士集团陈由豪旗下）翔鹭化纤、翔鹭投资的PX厂在厦门遭到当地市民数度抗议，目前能否落户厦门尚在未定之间。而有「中国第一周报」之称的《南方周末》对这次事件溯源的一篇报导「PX化工：成都危险拐点」则胎死腹中。
PX化工厂为何在中国遍地开花？
如果说在离成都30公里左右的彭城建立PX化工厂是成都的危险拐点，那么中国经济结构的「危险拐点」早已出现。早在好几年前，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时，那种以发展资源型企业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就已将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加速推往深渊。
目前，中国已经建好与正在扩建的PX厂已有10余处：浙江镇海炼化公司，PX年产能65万吨；齐鲁石化公司在山东淄博所建年产80万吨的PX项目；此外还有辽阳石化新建45万吨/年的PX项目（现有PX产能约为22.5万吨/年）。规模最庞大的应是青岛凯联集团公司，该公司在青岛的基地据称年产PX70万吨、纯苯20万吨、甲苯6万吨。辽宁大连、河南洛阳与福建石狮等地均建有大型PX化工厂。
这种可以通过呼吸、食物摄入、皮肤吸收，对人体危害极大的化工产品，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停产，为甚么只有中国在不计后果地引进？原因只有一个，PX原料带来的高利润。从1997年以来，国际市场上PX就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从2003年以来，PX需求几乎以每年100万吨的速度增长，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各PX生产基地也在同步扩大产能，以牟取巨额利润。
他国拒斥的污染项目为何被中国政府笑纳？
如果仅仅只看法律条文，中国有一部《环境评估法》。各级政府还设有环保局，专门负责企业投产前的环境评估与监测企业排污情况。这些PX项目对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巨大伤害，按照法律，根本没可能通过环境评估。
但各地方政府自有高招，法律条文根本约束不了他们。正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庇护下，许多高污染企业（许多还是「国家级项目」）落户各地，中国的《环境评估法》完全成了摆设。
各地政府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官员欢迎高污染项目落户本地，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项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贡献」极大。几乎所有的高污染项目，都是当地的税收大户，支撑着该地GDP的半壁江山。〈环境评估法〉明确规定企业投产之前需要做环境评估，但这部法律并未得到执行。据政府环保部门工作人员总结，企业投产做环境评估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投产后遭遇到压力，比如工厂所在地村民反对，引发事故，这时才请当地环保部门做一形式上的「环境评估」，这种情况叫做「先上车后买票」；第二类是新建企业一边投产一边做环境评估，这叫做「边上车边买票」；第三类是「上了车不买票」，即企业根本不做任何环境评估。中国政府也无可奈何地承认，环境评估执行率低、违法现象严重。
想要地方政府命令污染企业停产，实在难于上青天。因为中国市、县、乡（镇）三级财政早就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就以今年4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县财政赤字资料为例，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县的赤字约1个亿，全国赤字县占全国县域的比重达四分之三。
污染企业也是中共的主要税源
大量兴建化工厂，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要翻看近三年「中国企业纳税500强」，就会发现石油化工企业、烟草企业均是纳税大户的主要成员。而这些石油化工企业就是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刻意扶植的「资源型企业」，以中央部属重化工企业为主，目的在于涵养税源。这一特点正好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能源消耗巨大，以中国未来的生存基础换取今天的「繁荣」。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是企业无需考虑技术创新与展拓市场，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税收。但对中国的环境与民众来说却是灾难性的，无异于饮鸩止渴。
可以说，资源型企业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角。在中国近年来的污染事件当中，几乎都能看到石化行业的身影。2005年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是「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该厂就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位列第七的中国纳税500强之一。国家环保总局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国家环保局曾对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的布局做过调查，发现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而这些石化建设项目，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家级项目。这种布局减少了企业的排污成本，但却非常危险，一旦发生事故，对水体和环境的破坏是灾难性的。近年来中国化工生产事故不断，四川沱江、广东北江、松花江、黑龙江等水域先后发生重大化学污染事故。2006年中国十大环境污染事件当中，一半是化学物品渗漏造成的污染灾害。
多年来，「中国制造」保持总体成本低廉优势的「秘诀」，就是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与中国的环境生态。改变这一点，等于放弃中国的所谓「竞争优势」。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上放弃劳动保护及环境保护的国家竞争，确实相当困难。
也只有中国这种专制政府才会毫不顾及人民的生存权利，大量引起这种高污染项目。厦门市民的反抗与成都市民的反抗，中国当局的方法是抓捕领头者，用政治高压迫使民众停止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