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不均的程度不断增加，几乎是过去二十年来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经验。在台湾，所得不均的恶化趋势伴随着平均工资的下降一起进行，因此格外令人关切。过去的经济学研究显示，所得不均可能使得「社会流动性下降」，也就是低教育或者低所得者的下一代，想要提高自己相对于整体社会的教育程度与所得，将会更加困难。
但这还不是关于社会流动的全部的坏消息。近年来，经济学界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有两个新的发现。第一、传统的研究方法可能高估了各个国家的社会流动性，真正的流动性远比大家已知的程度来得小；第二、美国现今的流动性比许多欧洲的富裕国家来得低，美国梦已不复存在。
富过三代
传统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多半只能估计两个世代之间的流动程度，这是因为三代以上的数据非常罕见。为了突破这个困难，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Miles Corak用姓氏来追踪多代的社会流动。在西方国家，一些罕见的姓氏往往都是社会的菁英，因此追踪这些菁英社会地位与职业的隔代变动，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对长期的社会流动进行估计。
Corak教授假设在不同的世代里拥有同样罕见姓氏的人属于同一个家庭，就可以追踪到多个世代。Corak教授的估计结果显示，大约70%至80%的家庭的社会地位可以传输（transfer）给下一代，这比传统所估计的20～50%要大得多。
根据传统的估计值，祖父辈对于孙辈的所得所产生的影响，不会超过25%，并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远低于这个数字。这个结果，恰好印证了传统上「富不过三代」的这句话，其实是对社会流动程度的一个接近的描述。但是，如果Corak教授的估计是对的，跨三代的所得影响将高达50～65%，世代间的影响就有很高的持续性。
那为何Corak估计的结果会比较大呢？Corak的解释是：影响孩子所得的因素不只是父母的所得或者教育程度而已，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整体能力。传统的研究因为缺乏可以准确衡量整体能力的指标，所以在估计时可能会造成向下的偏误。不过，Corak的估计使用的样本很小，而且观察的对象都是社会菁英，所以可能有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美国梦不复存在
近年来几个大型的跨国研究发现，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几乎在高所得国家中敬陪末座。除此之外，知名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史迪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在他的新书《不公平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也提到这一点。
然而，美国过去素以「美国梦」著称，鼓舞着有天分但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追逐梦想，透过努力来获致成功。那美国到底发生了甚么事？是甚么原因导致了美国的所得流动下降？史迪格利兹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原因是所得分配恶化，而在这个过程中高所得者愈来愈懂得利用影响力来游说政府，将政策修改成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当然，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可能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但这个因素却非常值得台湾重视。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台湾在内的中低所得国家当中，民主的发展未臻成熟，所以政治权力可以运用来追逐经济利益的空间还很大。台湾过去二十年来所得的不均度不断增加，而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趋势会强化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关系，成为社会流动的障碍。
亚洲国家的特性
研究台湾的所得流动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特殊面向是家族的影响力。台湾人跟许多亚洲民族一样，比较重视家族的关系。因此，研究所得的世代流动应该不能只看父母与子女等直系血亲之间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旁系血亲间的关系。
可惜的是，由于资料的限制，包括台湾在内的中低所得国家，目前普遍对于直系世代间社会流动的实证研究还很少，遑论旁系血亲。不过，我们可以从关于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找到一些参考。一些历史学家发现，若将家族整体的社会地位考虑进来，而不是只考虑父母的影响，唐代科举对于社会流动的提高效果将比我们过往所认识的程度来得低。因此，「家族的影响力」将是研究台湾社会流动时必要的考虑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