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近要求大幅举债来扩大公共投资，甚至要发消费券给人民以增加人民的支出。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提振景气和经济成长率。这是典型的凯因斯学派政策。这种政策在70年前凯因斯（J. M. Keynes）提出之后，经常被各国政府运用，但其功过却有很多争论。即使是从学理上看，这种政策的效益也因客观环境及经费的用法而有所不同；在实际上，这种政策即使有一些被认为是成功的例子，它在许多情况所造成的不良副作用却更为明确。我国目前扩大支出的想法和做法，极有可能落入这些副作用较大的情况。
凯因斯政策像类固醇：副作用大
经济政策和药品的道理很类似。很多药品都有它正面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副作用。药品在必要的时候才能使用，通常还须有其他药品配合来降低其副作用。副作用大的药品，不但非必要时不能随便用，用时也要小心控制药量以免副作用大到难以收拾。这些原则大部分人都知道，但实际上有些药品还是常被滥用。药品会被滥用的原因常是它在短期非常有效，而它的副作用却要到未来才出现，甚至副作用并未被充分了解。类固醇是个明显的例子。当初出现被当成美国仙丹，它的消炎效用至今也仍极为重要，医生必要时仍常使用，但有些人滥用的结果，就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凯因斯式的财政政策很像是类固醇，必要时候该用，但不可滥用。而我国政府目前已在滥用。
凯因斯财政政策最大的一个副作用是造成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政府支出增加需有财源，而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的税收偏偏比平常还少。因此政府扩大支出的财源常来自举债。但政府借的债将来要还本付息，因此现在的政策就造成未来的负担。凯因斯的政策被用太多之后，未来的政府财政就会出现很大的困难，也许必须加税，也许必须缩减支出而使政府无法做该做的事，有的国家也许只好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降低实质负债。这没有一样是好结果，因此凯因斯式的政策也饱受批评。由这项副作用来看，政府承担负债或还款的能力，是采用凯因斯政策之前必须要仔细思考的条件。
1980年代我国在巨额出超而新台币面临强大升值压力时，我也曾主张由政府举债来扩大公共建设。当时政府负债占GDP（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很低，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达20%，经济成长率甚高，因此从财政上来看，适度举债来做建设不太有财政上的顾虑。可是当时政府仍基于财政稳健的原则，并未努力扩大公共投资。
税收减少赤字增加：债留子孙
但1990年代政府持续减税而使税收占GDP的比例由20%降到13%。政府也进行了国建六年计划等好大喜功的建设，而使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目前已接近GDP40%的上限。另外由于政府有些制度也让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愈来愈大的负债。例如以前政府承诺给公务人员高额的退休金，但实际上却未提存必要的准备金，等于是以前的政府承诺却要未来的政府付钱。这类负债已累积近9兆，比政府发行在外的公债还多出一倍。所以政府目前实际的负债已经很高，若要再举债来从事支出，必须要特别小心，以免未来政府陷入无法还债的困境，甚至使国家失去在国际上的债信。
但目前政府似乎忘掉财政的限制。马政府等官员抓住今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曼的话，说不景气时应该大胆举债扩大支出。他们却未注意到，克鲁曼同时也说，政府和个人一样，长期而言仍应该收支平衡。换言之，不景气时虽可以举债来增加政府的支出，但举债的程度并非无限，而是要限于未来能合理偿还的程度。经济学家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凯因斯式的政策，但大概没有任何脑筋清楚的经济学者会主张政府可以无限制地举债。而马政府最近扩大政府支出的做法却完全忽略了我国未来合理的还款能力，好像是只看到扩大支出的好处，而未看到它们对财政稳健的不良副作用。我国法律本来有限制政府举债的上限，马政府各项政策不是随便把各项支出说成是自偿性而说不必受公债法限制，就是直接要求排除公债法的限制，甚至偷偷摸摸用政府基金借款而假装那不是政府的负债。这些做法不只破坏财政的稳健，更是玩弄法律。
依法政府举债只能用于资本支出，但政府最近要举债800多亿来发消费券以鼓励人民增加消费，完全不合法律精神。政府也要在公债上限之外另发5,000亿公债来增加公共建设。马政府半年来宣布的各种减税措施将使税收减少约2,000亿元。98年政府预算收入是依经济成长率5.08%编的，而实际上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很可能是负值，今年的实际经济成长率也比政府原先的估计低2%以上，这种种因素使明年的税收有可能比预算少掉1,000亿元、赤字增加1,000亿元。除了这些确定会使政府赤字和负债大增的项目之外，行政院国发基金要借8,000亿元来支持企业，要保证大企业6,000亿元贷款，政府也保证了所有银行的存款。这些投资和保证所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兆元，也都将成为政府的负债，但却完全逃避了公债法和预算的限制，而且不告诉人民其中隐藏的政府债务。而这还不是政府想要降税和扩大举债的全部。政府显然不把政府赤字和负债当一回事。
完全执政轻率决策：药不对症
任何人不把财源和负债当一回事的结果，当然就会乱花钱，而未仔细考虑花这些钱的效益。马政府藉其对立法院的完全控制，各种减税和扩大支出的政策不只未考虑对未来财政的伤害，也不考虑这些钱有没有更恰当的用途，甚至到底该不该用。就算是为了提高经济成长率而要扩大政府支出，这支出也应该尽量多用于国产品才可得到较大的效果。这些支出若能帮助产业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或者是帮助较弱势的人民度过不景气的困难，那就有更大的效益。然而政府目前扩大支出的做法却看不到这些考虑。
马政府一上台就提出的扩大内需方案，因为是几天就决定的急就章，其中包含了很多垃圾桶之类让人啼笑皆非的项目。本来是今年该大部分用完的预算，至今仍有许多未发包出去，对经济的帮助也未及时发生。而在预算定案后，政府又因水灾而说要把预算挪去治水，显见原来建设项目的草率。
最近的消费券政策从外国的经验来看，增加人民消费的作用并不大。而这些钱若集中发给较贫穷的民众，不只是用于增加消费的比例会更高而有助于景气，也更能帮助贫穷的人民而更符合社会正义。
延长〈促产条例〉租税减免期限并扩大减免范围的政策，在不景气时真正能奖励的投资必然很少，但却可能有不少企业在期限届满前向政府登记投资，而在未来景气好时才真正开始投资。这种时间的落差，也将使政府希望增加不景气时之投资的目标落空，却平白损失了巨额未来的税收。
至于5,000亿负债限额外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政府提出的法案完全没有具体建设的项目，当然也就看不出其中的建设是否符合前述尽量提高国内产品需求、改善未来竞争力，以及协助弱势者度过难关的作用。特别是这项额外经费将使用数年，而经济却不见得会不景气那么多年，因此不少经费有可能反而是到景气恢复时才使用。换言之，这其实乃是打着凯因斯的招牌，实际上是扩大举债和政府权力，而不全是在救不景气。凯因斯地下有知，看到他的学理被我们滥用到如此地步，不知将做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