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是個中國特有的群體，意指「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離開戶籍所在地到城市中謀求工作的人」。他們也是中國四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工人、蟻族之一。
一直以來，農民工的角色在中國撲朔迷離，一方面他們是造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主要「功臣」；另一方面，他們又遭受種種社會、教育、經濟政策上明目張膽的歧視。或許可以說，他們是中國最具勞動生產力的一群，卻同時又是被拋棄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利益之外的群體。
為何農民工在中國的角色如此自相矛盾？
撥霧1：「農民工」規模多大？
中國自從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結束了人民公社後的農村，在1980年代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幹），農民開始可以承包土地生產農產品進行市場販售。
但1983年後，隨著改革開放的中心移入城市，農村的農民逐漸被邊緣化，「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浮現檯面。農民為謀求生計，開始離開農村與家鄉，大批大批進城市「打工」，這就是中國大陸從1990年代開始的一道奇景「民工潮」。
「民工潮」主要是朝沿海的大城市移動，根據由中國國務院主導成立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小組」2006年發布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統計，2004年全中國「跨省人口流動比例」高達51%，而其中82%的流動人口前往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福建等7個沿海省市，超過60%進入大城市。顯見流動人口數量十分龐大。
那麼，中國到底有多少農民工？此數據在資訊不透明的中國難以估計，所謂的官方數據也經常南轅北轍。農民工的出現已經有近30年歷史，中國官方在去年3月才聲稱建立了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制度，以便統計民工數量。2006年《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中稱：「我們認為：目前中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人。」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2008年統計，截至2008年11月，全國共有農民工3.35億人，占總人口的34.5%，占農村人口的47%；而去年3月，「中國國家統計局」聲稱截至2008年底，農民工的人口數為2.25億人。
綜上所述，我們大概可以估計，民工的總數應該至少2至3億，也就是中國13億人口中，將近五分之一都是農民工。
撥霧2：農民工的貢獻
農民工是中國城市改革中，龐大勞力市場的基礎。大量的土地開發與房地產建設，用的勞力就是廉價民工。外資（尤其是港、台資本）到中國投資勞力密集度高的製造業，所看好的也是便宜勞力，其中大部分都是農民工，因此他們是沿海加工出口基地的主要貢獻者。
根據2004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在製造業就業的占30.3%，在建築業就業的占22.9%，在社會服務業就業的占10.4%，在住宿餐飲業就業的占6.7%，在批發零售業就業的占4.6%。但在不同地區，農民工就業的主要行業有所不同。在東部地區製造業的比重最大，占37.9%；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建築業的比重最大，分別為30.1%和37%。
撥霧3：戶籍制的歧視
儘管農民工「功在國家」，但他們卻是受歧視的一群。而這種歧視是制度性的不平等，根源自中國的「戶籍制度」。
這個爭議已久的戶籍制度，從1958年就開始施行至今。中共強行把中國人口劃分成兩個階級——「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這兩個階級受到的待遇天差地遠。農民沒有醫療保險、失業救濟、退休金；農民也是賦稅最沉重的階級，要交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畫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還要交公糧、農業稅、土地稅、特產稅、屠宰稅等等。各種攤派更是名目繁多。所有這些稅費，「非農業人口」都不用承付。
因為戶籍制，農民工們流動到城市卻不能落戶，所以還是農民身分。農工民主黨副主席左煥深在中共政協會上曾發言：「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障礙是沒有城市戶籍，無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應有的權力。」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邱志淳在《大陸戶籍制度改簡評》中寫到，「他們（農民工）的都市生活是痛苦的。他們在城市生活必需有暫住證，而且也不能永遠居住下去，如果市政官員一時想興起城市面貌，他們就會立刻被趕回家去。比如北京奧運會前夕，大批建造「鳥巢」（奧運主會場）的工人就會被送回老家。」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表示，農民工是此城鄉二元制下的第三元，他們流動在城、鄉之間，「成為第三元和最大的動亂源」。
而這種對農民工的剝削，卻被中國官方冠冕堂皇地稱為國家發展的經濟策略。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並不贊成立即廢掉戶籍制，在《中國農民工調查》中，替官方講出了中國改革開放不能說的祕密：「在過去二十年，中國在製造業帶領下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中國製造業成為世界工廠的一個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國有大量廉價勞動力。那麼，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就是農民工，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如果農民工可以享受中國城市工人待遇的話，那麼，中國就不會在二十年如此長的時間裡，保持如此低廉的勞動成本，也就不可能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把中國建設成這樣一個世界工廠。」
撥霧4：工作待遇的歧視
《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中指出，農民工在勞動環境中遇到的三大問題便是工資低、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
《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中提到，國家統計局2004年所作的典型調查，農民工每日工作時間11個小時，每月工作時間超過26天，76%的農民工在年節假日加班，還未享受過加班工資。此外，「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統計顯示，中國全國每年因工傷致殘人員近70萬。其中農民工占大多數。農民工從業人數較高的煤炭生產企業，每年因事故死亡者達6,000多人。
農民工薪資低的問題，說出中國改革開放不能說的祕密的彭希哲，卻認為給農民工的待遇並不差，不僅如此，民工打工的收入還可以降低中國巨大的貧富差距。在《中國農民工調查》裡彭希哲說：「你想，這部分人（農民工）本來是反貧困運動的救助對象，他們在農村的收入不超過1,000塊，但他們到城裡打工，一個月的現金收入就可以達到1,000塊錢，也就是說，他們在城裡的經濟狀況比過去好了10倍。」
月收入1,000塊的確是比農民收入好得多，但如此低的工資竟然成了改變民工貧窮困境的關鍵！
今年3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發布針對農民工問題的第五次年度調查，調查結果聲稱，近五成農民工月均工資超過人民幣1,600元（約台幣7,300元），農民工對工資水準的認可程度有所提高。
只不過，這樣的工資水準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根本就「搬不上檯面」。就在今年2月，中國獨立學者劉植榮發表《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裡面提到：中國最低工資全球墊底，甚至低於32個非洲國家。《世界工資研究》報告點出了一個數據，世界183個國家和地區的「最低月收入」平均為人民幣3,461.25元（約台幣1萬6,000元）。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聲稱「程度提高」的農民工月收入1,600元，卻遠遠低於全世界國家最低月薪的平均。
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吳介民曾在〈壓榨人性空間：身分差序與多重式中國性剝削〉一文中分析，農民工在中國大陸的勞動系統中被多重剝削，他們享受不到城市國營部門裡一般工人的待遇，因為他們不屬於國家的單位。另一方面，他們也享受不到工作所在地的村民集體福利，因為他們戶籍不在工作地。吳介民表示，相較於全中國的平均薪資而言，農民工的一般薪資，只有國營部門職工的一半左右，而有些地方薪資比例的差距更大，例如在北京，國營職工工資是民工的2.7倍，浙江和廣東是2.4倍。
撥霧5：福利待遇的歧視
由於民工離開居住地到外地工作，所以也享受不到農村的集體福利。不僅如此，因為不屬於城市戶口，資方為減輕財政負擔，鮮少會把民工納入一般的勞動社會保險。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2006年發布的「農民工生活品質調查」顯示，主要的四項社會保險項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對於民工的覆蓋率分別只有26.6%、26.2%、15.3%、32.5%。《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揭示2005年民工受保養老、醫療、工傷的比例更低，分別為15%、10%、12.9%。而今年3月，《中國證券報》文章〈「用工荒」好得很還是糟得很〉中披露，農民工參與社會保險的比例只有17%。
中國統計數字如迷霧般難知真偽，但有一點可確認的是，民工基本上被剝奪了社會保險的福利。
湖北知名維權人士姚立法在《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一書中分析，由於沒有基本政治權利，民工們無法保障自己工作上的權益，「不僅沒有社會福利，工作合同都沒有權利簽，民工不能理直氣壯地向資方要求要建合同，他們背後沒工會，又沒選舉權選舉信得過的代表為他們說話，自己又在外地、在異鄉，總的來講文化水平較低，老闆又是官商勾結，比較強勢，在這種狀況下，民工們能主張甚麼嗎？跟當地人來比較就是絕對的弱勢。」
廣州律師唐荊陵也表示，農民工的結社、集體談判權益被壓制，導致民工的工資水準無法提升。
撥霧6：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
中國大陸在中小學的教育名義上是實行9年義務教育，但農民工的子弟若與父母親一起到城市生活，由於沒有城市戶口，一來無法接受城市裡公立學校的教育，二來城市裡的公辦學校也常會設障礙不讓民工子弟入學，如以各種名義額外收費（借讀費、贊助費等），地位宛如「次等公民」。
本身在中學教書的湖北維權人士姚立法談到：「城市裡的學校都是比較好的，不愁招不到本地學生，它不收民工子女就可接受更多本市豐厚的子弟，因此公校就會做出很多規定，甚麼戶口規定，招生方面的規定，甚至還有房產、不動產的規定，這些規定很容易就把民工子女排除在外，這樣就可以製造機會讓民工向公校求情，這樣的機會校方就可收取好處。」
如此一來，民工子弟只能就學於私人創辦的民工學校，可想而知，這種私立學校沒有政府的補助，硬體設施簡陋、教師素質難保證，許多民工學校甚至設立在廢棄工廠或倉庫中，甚至還備受當地政府的排擠。
今年2月，北京朝陽區的二十多所民工學校就遭政府以開發土地為由強行拆遷，政府既無安排拆遷後學校的去處，對於民工子女因學校拆遷後無處就學的情況也不理不睬。被拆遷的民工育紅小學校長李俊山向子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學生有些在流浪，有些在亂跑，政府這些事，我們沒得管政府，我覺得很悲觀、很悽涼。」
此外，繳私立學校的學費對工資低的農民工來講也是一大負擔，廣州的唐荊陵律師談到：「留在家鄉的孩子就不用負擔額外的教育費用，但在城市上民工學校就得要收學費，一年好幾百幾千都是很常見的，民工們只好從自己的生活費裡節省，降低生活水平。」
所以，民工通常不會把孩子帶到打工地，那麼就得忍受思親之苦，一年通常只有在年節時才有機會回家探望子女。
在日本NHK拍攝的一系列關於中國社會的紀錄片《激流中國》，在序章〈富人與農民工〉中，在內蒙古的破爛的農民子弟學校中，小學生作文課上寫到對雙親的思念時，這些一臉天真的7歲孩童們個個流下思親的眼淚，全班泣聲不斷，此景不禁令人唏噓。
而參與升學考試農村和城市人口對待也不一樣，廣西民運人士荊處談到：「同樣考高考，在錄取上是非常不平等的。北京的考生比全國其他地方考生低一百多分，照樣可以錄取到清華、北大。在錄取上就是非常對外歧視。表面上公平，但錄取上又非常不公平，因為北京是權力中心。中國的社會結構是權力決定一切，而不是人心中的公正、公平、平等，它沒有這些基本元素。」
簡言之，說農民工是中國的「次等公民」，真是一點都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