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中共召開十七屆五中全會，習近平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緊接著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增補習為國家軍委副主席。至此，習近平登上皇儲之位的關鍵環節全部完成：2007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年成為了國家副主席。隨著最近這兩次任命，他已經在中國的所有權力來源——黨、政、軍三大方面都確認為儲君。
外界驚訝的不是習成為皇儲，只是驚訝其接班速度為何驟然加快，並推測是因為南海海域顯示出來的嚴峻軍事形勢所致。
習近平為何被定為中共掌門人？
國外媒體研究中國高層政治有個模式，即派系鬥爭，而且在這一題目上發揮了極為豐富的想像力。比如去年十七屆四中全會習近平曾寫信給胡錦濤，以自己還不熟悉中央工作為辭要求不提升（即不擔任軍委副主席），引發外界許多猜測，並將習近平定位為江系人馬，甚至預測李克強可能接任總書記。其實這並無多少根據，因為當時李克強已經在最高黨刊《求是》上連續多次發表有關經濟結構轉型的文章，經濟結構轉型是總理負責之事，表明其將接任的將是總理職位。所以習近平接班基本上是意料中事，變數不大。
中共黨內確實存在所謂「派系鬥爭」，但並不像外界猜想的那樣激烈。在利益分屬上，中共黨內毫無疑問有派系，主要表現在人事任免與一些具體政策的制定之上。中國現在每年發生十多萬起社會反抗事件，維持穩定已成了中國政府的第一要務。各派系同舟共濟之利益考量迫使中共高層必須在對待民間的政治變革的要求上保持高度一致。他們深知既然同坐一條船，內鬥須有分寸：小打小鬧可以，鬧到翻船對誰都沒好處。
習近平繼位符合中共的共同利益。一、份屬老「太子黨」成員，是第一、二代高層政治留下的勢力都能夠接受的「自己人」；二、為人「穩妥」，從未倡言過削弱中共權力的政治體制改革，讓政治利益集團感到比較放心；三、官聲較好，一是據說習「謙遜，平易近人」，從縣到省任職，都顯現了其團結人這一特點。其次是沒有腐敗醜聞纏身。據說習的弟弟習遠平曾在上海經商，但在2007年習入主上海市委書記前，即撤掉其弟在上海的所有項目，讓其離開商場。這與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被各種醜聞纏身相比，易於通過黨內各種考察。
習近平的政治保守姿態
習近平主政福建時期，曾提出要建設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務，有所為有所不為，做那些不錯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但習所說的「有限」，是指政府的行政權限，屬於行政改革的範圍，並非限制中共的政治權力。這裡必須澄清一點，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時，中共習慣性地將行政改革混同於改變權力合法性來源的政治體制改革，許多討論者也跟著亂談一氣。二者的區別在於：行政改革是對政治機構、部門權力歸屬、範圍作調整，提高行政效率。這類改革中共從未停止過，雖然行政效率並未提高多少；政治體制改革則涉及到權力來源，即權力是通過民選賦予還是像共產黨這樣自賦權力。
習近平不好在公眾場合講話，但每發言卻直言不諱。2008年北京奧運會籌備工作時，面對國外對中國踐踏人權的指責，習近平回應說：「別人喜歡不喜歡和我們沒有關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如果把籠子裡面吵得厲害的鳥拿走的話，那籠子就不熱鬧了。」2009年2月訪問墨西哥時的一番講話，讓人看到他內心並不崇尚人權與民主：「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甚麼好說的。」可以想像，習近平執政會奉行強硬路線，對內繼續高壓維穩；對外會比胡溫晚期更缺少商量餘地。最近在中國志願軍抗美援朝60週年的紀念座談會上，習在講話中將朝鮮戰爭定義為「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正義之戰」，讓韓國非常不爽。於此可見，習近平在對外問題上既不像江澤民那樣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也不會像胡錦濤那樣謹慎自持，以藏拙為優先考量。
習李時期的最大難題是甚麼？
對習李來說，政治上的保守並不構成執政的最大困難。最讓中國第五代頭痛的問題是經濟結構轉型能否成功，這牽涉到政府財政收入能否有可靠保證。改革以來以透支生態環境與勞工生命福利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必須走上以技術創新為主的經濟發展之路。但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所謂「技術進步」，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利用與外資合作的機會偷盜合作的外國公司的技術，只能在某項產品上得益於一時，始終無法從整體上形成科技開發能力，這一點成了中國經濟結構從勞密型低端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的瓶頸。
習李時期，可預見的是：生態災難與經濟困難將接踵而至，由此將引發財政困難。2009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達32.2%，中國國民的稅負痛苦指數已高居世界第二，雖然官方表示還有加稅的空間，但如果再加下去，會引起更多的社會矛盾。
習近平的運氣顯然比前代君主胡錦濤要差。胡之才具與習相若，但中國人主動幻想出一個「胡溫新政」並對之充滿期待，「胡哥」、「溫爺爺」之稱不絕於耳。但對習近平接掌大位，中國人明顯缺乏期待與夢想。這倒並非習本人緣故，只是因為中國歷經江朱與胡溫兩代統治，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中國人的政治期望已被耗損殆盡。
(作者為旅美中國經濟專家與評論家，美國《商業周刊》1999年評為「亞洲之星」。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推選為「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