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抱著「經濟市場化必然促進政治民主化」的想法，希望通過商業往來與文化交流瞭解中國、進而影響中國，讓中國接受普世價值，走向民主化。這些努力與期望，長期關注中國社會經濟議題的旅美學者與評論家何清漣坦言，到目前為止，「可說是失敗了。」而其原因可歸納為三點：
一、所有在中國活動的NGO都受到政府控制
何清漣指出，中國資深愛滋維權人士萬延海承認一個事實：為了爭取活動空間，幾乎所有的維權組織與從事人權、公益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都被迫與中共的國家安全部門合作。但如何合作、合作到甚麼程度，是任何人也不會對外談及的。已於2010年帶著妻子和四歲女兒逃往美國的萬延海甚至卑微地強調：「由於害怕失去自由的恐懼深植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希望國際社會對此諒解與寬容。」
《開放》雜誌今年3月一篇題為〈中國利益集團侵蝕NGO〉的報導，說明了中共政府介入、控制NGO的方法。報導中詳細描述「政府型NGO」貪婪醜惡、裡外通吃的真實面貌；而外國基金則被各種中共御用機構變相吞食，致使讓款項不能落到需用處。
該文以李連杰發起的「壹基金」為例，揭露在四川大地震時，「壹基金」募款四千二百多萬人民幣，這些錢來自五十萬名捐款人；但這筆數量巨大的款項，最終只有二百萬元是由「壹基金」運作，其餘的四千多萬交由等同官方的主管單位「中國紅十字會」支配。報導說：「不管李連杰的知名度和個人能力有多高，他發起的壹基金最終只能是中國紅十字會下屬的一個項目計畫，他的壹基金的錢也無法真正用到弱勢群體身上，可以想見李連杰內心的掙扎與煎熬。」
二、所有中國學術研究機構都受到政府控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博士、現任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中國學者朱嘉明表示，在中國，學術機構「理應是知識分子的重鎮，現在卻洽洽是政府的重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你說他是獨立的學府還是政府的延伸？我的回答，毫無疑問，大學就是政府的延伸，是中國這種特定的社會型態下，政府的組成部分和輔助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我曾經是那裡的研究生，經歷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自由主義時代（80年代），但是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是政府的組成部分，我就真不明白中國還有怎樣的機構說它現在是獨立的？沒有了！」
朱嘉明講得很絕對也很無奈：「至於現在中國有沒有在政府主流機構、大學、研究機構、媒體之外存在的獨立知識分子？我數了半天，非常困難！基本上都是吃皇糧的！」
三、正式官方或學術交流淪為中共宣揚政策的舞台
何清漣舉著名的《外交季刊》──國際社會最重要的有關外交事務、策略、戰略的雜誌為例，近年來中國官方的智囊在上面發表的文章很多，比如胡錦濤重要智囊、中共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在2005年9、10月號上發表的〈中國和平崛起〉一文，由於這本雜誌的戰略性地位，讓西方社會牢牢記住了鄭必堅的名言「當代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文明的復興」。而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王輯思從2005年開始，總共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12篇文章，為中國官方政策的闡釋與歌功頌德，找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舞台。
2011年5月9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舉辦講座，邀請多位美中學者以及前美國官員參加，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究竟該如何進行。代表中國參加的學者是近幾年政府的理論明星，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及中央黨校的教師等。這一次中國明確提出了中國將借鑒新加坡模式而非台灣的民主模式：一黨執政，發展經濟。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也對此表示讚賞。這樣的情勢，連何清漣這樣真正出身的中國的獨立知識分子，都不敢也不願苟同。
尷尬的外國人
對外國人的尷尬處境，朱嘉明有近距離的觀察。他說，「自由國度的知識分子包括美國、歐洲、台灣、日本、韓國，特別是對中國有興趣的那些人，包括拿到諾貝爾獎的知識分子，只要和中國打交道，就必須和其實沒有獨立空間的中國知識分子打交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知識分子如果要到中國，就必須「入境隨俗」，屈服在中國政府無所不在的管控之下。目前的這種情況，讓外國人進退兩難，也是與中國打交道時不可不知道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