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帶給歐洲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多個國家的政要直接鞠躬下台，各國民眾因大幅削減福利和納稅不均而怨聲載道，希臘至今還在為留在歐元區而煎熬。許多中國官方媒體在分析了歐債危機，幾乎得出了一個同樣的結論：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危險的，最終還是需要國家政府干預才能度過危機。
事實上，中國目前也正面臨經濟危機，雖與歐債危機截然不同，但形勢甚而更為嚴峻。
歐洲和中國經濟問題大相逕庭
歐洲各國政府（尤其是西歐國家）是由國民直接選舉產生，政府運用高福利的經濟模式，把每年GDP的60%甚至更高，用於醫療、教育、衛生、養老、居住補貼等方面，以福利的方式回報國民。不同政黨的輪替，採用的競爭方式是比較誰能用更好的政策使更多的人受益。換句話說，政府為了拉老百姓的選票，以國家的經濟收入作為擔保發放國債，以保持對國民的高額福利。
但這種經濟模式，一旦遭遇全球經濟成長放緩或經濟危機時（如美國的次貸危機），政府收入會下滑；一旦政府欠下的債務超過國家的償還能力，就會爆發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能削減福利以降低和償還債務，但這又會招致老百姓的不滿和對抗，迫使政府在還債和延續福利中做出平衡。這就是歐債危機產生的過程和原因，目前冰島、希臘、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家遭遇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就是這種情形。
中國的經濟模式和目前面臨的危機，則完全不同。中國沒有類似歐盟國家的高福利經濟模式，政府對民眾的福利投入一直偏低。據搜狐財經網4月2日報導，2011年中國財政收入為10兆元，其中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項占比為30.6%，而2011年美國這四項支出的占比是52%，日本是63%，台灣是53%，歐洲則更高。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2011年中國用於維穩費用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占整個收入的6.2%；已經超出了中國2011年公開的軍費預算6,011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加了21.5%。
另外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資料顯示，今年1到4月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架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已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國政府可以採用的投資手段也所剩無幾。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中國政府通過加印貨幣投資高鐵、公路、大型基礎建設（俗稱「鐵公基」）來刺激經濟成長所引發的負面效應，至今仍未消除。如2008年中國銀行加印4兆貨幣放貸政府企業，導致中國國內通膨持續，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長期高居不下，結果就是民眾在國內儲蓄收入無形之中被貶值和稀釋，政府通過維持通膨將銀行債務轉移到民眾頭上，這樣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不斷增加，消費能力進一步下降，反過來也抑制了經濟成長，形成惡性循環。
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出，中國經濟模式和歐洲等其他西方國家的經濟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危機和歐債危機雖同屬經濟危機，但實質上也是大相逕庭。
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的延伸
從更深層次來看，歐洲危機和中國經濟危機之所以不同，是源於歐洲國家和中國目前的政體不同。經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延伸，對歐洲國家來說，政府是民眾直選的，因此是保護百姓和宣導人性的，國家GDP成長是民眾的功勞，政府只是履行了管理的職責，並非GDP的創作者，因此GDP成長的絕大部分都將還利於民，這是理所當然的。
而中國政府採用的是集權統治方式，並非民眾直選產生，國家的GDP成長和國家收入並不直接屬於中國民眾，而是掌握在少數集權階層手中。集權階層拿走了中國GDP成長和國家收入的大部分，而中國民眾尤其是廣大低收入人群（如8億農民）根本沒有從GDP高速成長中獲利。
中國的經濟模式，實質上是通過壓低本國勞動力的收入來降低成本，進而以低價進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也就是犧牲國民的利益去換取全球市場和賺取外匯。這個過程在過去近二十年的時間裡為中國政府創造了大量財富，GDP也一直保持高成長，但犧牲和透支的，卻是中國民眾對整個政府的信任和心理容忍底線。隨著物價上漲，人民幣增值帶來的人力成本不斷上漲，加上民眾對政府抱怨之心越來越大（從維穩預算每年20%遞增看出），這種中國經濟模式也越來越難以為繼。
綜上所述，如果把國民收入比喻成蛋糕的話，歐洲危機所面臨的，是政府如何為民眾切蛋糕的問題──不管政府怎麼切，蛋糕都屬於民眾；而中國經濟危機所面臨的，則是控制中國政府的集權階層，不願把大部分蛋糕拿出來分給民眾，從而招致民眾日益不滿的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和歐債危機，從本質上看完全不可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