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中國經濟態勢如何？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支柱是投資和出口，但近兩年這一模式的收益正在迅速遞減。北京也認識到必須轉向新的模式，這種新模式的要點是依賴消費促進成長，同時解決巨大的銀行債務。問題是，北京至今只找到一個「城市化」方案。
經濟發展支點難覓
2012年中國政府換屆，12月中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本是新一屆政府亮出經濟發展新思路的重要舞台，但此次會議開列的「菜單」卻是了無新意的老生常談，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城鎮化與養老、擴大中產收入階層等等，已經非常嚴重的失業問題乾脆避而不談。行將接任總理的李克強並不相信以追求GDP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成長方式會改善人民生活。但近幾個月以來，他能夠拿得出來討論的新方案只是「城鎮化」，有的論者將此稱作「新型城市化」。
收入分配改革、改善養老保險、國民收入倍增等要實現，全得依賴於經濟持續發展，經濟發展的支點既然定為「城鎮化」，就得先看看中國的「城鎮化」究竟有沒有可能拉動中國經濟成長。
城鎮化等於繼續吹脹房地產泡沫
李克強指出，中國未來預計每年平均有1,400萬人大規模湧向城市地區，所以「戰略化」的城鎮發展是進一步推動經濟成長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
李克強發表這番講話之後，一直在擔憂泡沫破滅的中國房地產公司猶如看到了曙光。但馬上有人指出，僅僅依靠車子、房子拉動經濟不可行。央視發布的調查更顯示，中國660個城市有高達6,540萬套住宅電表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這表示全國有高達6,540萬套空置房。
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購買力與高昂的房地產價格有巨大差距。《中國房地產金融安全評估報告》公布，中國只有最富裕的20%人口具備購房能力。在社會中大多數人缺乏購買能力，而住房空置率又如此之高的情況下，再繼續發展房地產，是非常不明智的。
中國政府正在開徵房地產稅，不少囤積住房者已經開始甩賣房產，這種情勢只會造成供給繼續上升。
中國的城市化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
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進程如下：在工業化過程中，由於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增多，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漸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就業。這一農村人口逐步遷徙至城市的過程就是城市化進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與就業機會的成長是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因素。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房地產業對土地需求激增導致的「偽城市化」。其特點是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在農村強徵農民土地、在城市拆遷大量民房，獲取大量土地出讓金作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房地產開發商則通過與官員合謀賺取超額利潤。那些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就算從農村戶口變成了城市戶口，卻並沒有得到工作機會。
今後，如果中國的城市化仍然是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與銀行合作圍繞土地牟利，土地收益還是在政府、開發商和城郊農民之間分割，農民仍然得不到新的就業機會，這種無就業成長的城市化只會造成更多的問題。
大城市負擔過重 中小城市無就業機會
20多年前，中國曾爭論過所謂城市化的方向問題，即以發展大城市為主，還是以發展中小城鎮為主。由於各地政府都將房地產做為經濟發展的龍頭產業，所以中國的城市發展是上述兩種模式的混合。
中國的大城市現在負擔超重。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會出現200個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美國只有9個這樣的城市）。最大的問題是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遠遠落後於城市擴張的速度。目前，各大城市的主城區與郊區、新城雖然有路網連接，但教育、醫療、就業、公共安全等資源依舊集中於城市中心區。當人們都在追逐中心城區的就業、教育、醫療、商業等稀缺的公共資源時，交通擁擠、上學難、就醫難等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這使各大城市中心區的房價相當高昂，年輕人大都無法負擔租房費用、交通堵塞將上下班的通勤變成一種慢性折磨。前幾年，低薪白領曾發出「逃出北（京）上（海）廣（州）」的號召，都紛紛回到自己所在省分的大中城市。再繼續發展大城市，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中國將中小城市稱之為二、三線城市，這類城市裡，公務員與國企的工作職位相當有限，其他的就業機會更少。想進入政府部門與國企工作，基本上依靠父母家族關係或走後門請託。目前，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需求，很大程度是炒作起來的，如旅遊地產概念、推出限購令以製造供給緊張的假象、再僱用一些槍手在媒體上發表文章稱二、三線房地產需求看漲，以此來誤導消費者。真實的情況是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泡沫行將破裂。
過去二十年以來，中國快速推進的城市化還有許多遺留問題，比如城市下水管道建設過於粗糙簡陋，每遇大雨就出現雨澇；大量公共設施與住宅建在未經淨化處理的「毒地」（一些高汙染企業留下的地塊）上，對人身健康造成惡劣影響；大量城市的橋梁、路段質量低劣，經常塌陷……
中國過往的城市化已經遺留了大量問題，在這些問題尤其是六千多萬套住房空置的情況下再繼續推進城市化，不僅不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希望，還會累積更多的問題。北京以城市化作為今後的經濟發展方略，只能說已陷入黔驢技窮之境。
何清漣
作者為旅美中國經濟專家與評論家，美國《商業周刊》1999年評為「亞洲之星」。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推選為「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