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也許是出於意外，也許是因為長期工資下降累積出來的社會壓力，基本工資再度成為公共議題的焦點。
關於基本工資的效果，過去二十年來有成百上千的經濟學論文進行過估計。這麼多學者持續投入這項研究本身，就說明了學界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清楚的結論。所以，提到基本工資，不僅政治人物會吵架，經濟學家也會吵。我就曾經見識過資深的澳洲經濟學家們在國際研討會上因為基本工資吵得臉紅脖子粗，差一點像台灣的立委一樣演出全武行。
本文無意延續這個戰火，而將重點放在以下一些關於台灣基本工資非常基本，但非常重要的認識。
台灣的月薪 vs. 美國的時薪
在歐美等高所得國家中，基本工資多半以時薪來制訂的。以美國為例，聯邦的基本工資目前的水準是每小時7.25美金。德國是8.5歐元，法國是8.86歐元，澳洲則訂在每小時16.87澳幣，另外一週38小時薪水也有不得低於640.9澳幣的規定。
台灣的基本工資雖然有時薪跟月薪的雙重規定，但跟歐美不同的是，台灣關於月薪的規定比較有實際的影響，同時也是大家比較重視的面向。台灣的這個特殊性看起來沒甚麼，但這個小小的特性放在台灣的勞動環境裡卻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
台灣特殊的薪酬結構
多數歐美國家的工資內容比較簡單，除了一份單一的薪水外，多數沒有年終獎金或者其他獎金，即使有也往往在額度很小的範圍內施行。台灣的薪酬結構則不同，除了普遍有年終獎金外，還有各式各類的獎金；上市櫃公司也有給員工配股的作法，另外不少公司提供餐點或者交通的津貼等等。這個複雜的薪酬結構讓基本工資勞工變得難以定義。
例如，一位領基本月薪卻沒有任何其他獎金或津貼的勞工，跟同樣領基本月薪但每年有一個月年終獎金的勞工，並不能相提並論。但這兩者最大的差別並不是後者的薪水比前者多了十二分之一而已，而是當政府提高基本工資時，前者受惠的可能性較高，而後者可能會因為雇主降低年終獎金的額度，而部分或者全部抵銷了政策效果。
台灣特殊的加班文化
另外一點的影響更大，就是台灣勞工加班的現象非常普遍，而且普遍地不會申請加班費。這樣的現象在歐美國家很少見，而這個台灣獨特的現象也讓基本工資的政策效果打折扣。
因為當政府提高基本工資時，雇主可以透過顯性或者隱性的「要求」，來使得員工在加班時少報加班費，或者在同樣的加班費下增加加班時數，來彌補雇主的損失。這樣一來，勞工透過基本工資提高而能得到的好處就會部分或者全部被抵銷。
基本資料的匱乏
這種種台灣的特殊性顯示，本土的實證研究對於了解基本工資勞工，以及基本工資政策效果至關重要。跟任何其他重要的政策研究一樣，如果我們想要了解基本工資的效果，最基礎的工作就是拿出實證資料來進行分析。可是在基本工資這個議題上，我卻發現台灣目前可用的資料卻非常匱乏。
首先，我們可能根本沒有資料可以準確計算出台灣領基本工資的勞工有多少，或者知道他們的性別、年齡、家庭背景如何。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尤其勞動部有全國900萬勞工多年的勞保資料，另外財政部有全國納稅人多年的報稅資料，應該是非常理想的「大數據」。
可是，勞保資料裡面只有「保險薪資」，沒有「實際薪資」。在理論上，這兩者應該差距不大，但台灣的雇主為了減少年金等負擔往往會低報保險薪資，而低報的現象又可能在低薪勞工這個族群特別嚴重。因此，若用勞保資料裡的保險薪資來計算，將會高估基本薪資勞工人數。
另外，報稅資料的限制在於我們只能看到納稅人的薪水，而不知道該納稅人是否是全職還是半職勞工。因此我們無法得知一個年薪低於基本薪資的人是因為薪資低還是因為工時少。
讓資料說話而不是空口說白話
一個可行的方法是將兩項行政資料合併，這樣就能取得相對完整的資料，可以對基本工資勞工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不但可以取得基本的統計，掌握他們的家庭背景，多年的資料也可以允許追蹤他們的動態變化。這樣的基本研究，應該是台灣任何想要對基本工資勞工有所了解的人應該做的「基本」工作。
可惜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往往在資料開始說話之前喜歡先「空口說白話」。不但忽略台灣勞動環境的特殊性，直接將國外研究的證據直接套用在台灣，連引用的台灣數據也缺乏根據。
筆者期待未來台灣關於公共政策的討論與設計，可以建立在資料證據之上。畢竟科技進步讓我們擁有比過去更多的資料，也具備更強大的分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