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中國政府完成了十年一度的領導層換屆，新任總理李克強的經濟團隊主要成員包括：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長樓繼偉、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其他成員還包括商務部長高虎、證監會主席肖鋼等。被任命的官員都有一定的改革派聲譽，這也折射出，當前依靠出口及政府大規模投資的經濟模式不可延續，中國經濟亟待轉型及深化改革。
周小川留任中國央行行長，成為中國任職最久的一任央行行長（2002年12月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第11屆行長至今），儘管他已達到65歲的規定退休年齡。此項任命暗示中國希望繼續推進由周小川主導的金融改革，包括放鬆政府對利率和人民幣匯率的控制。
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前掌門人樓繼偉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將負責改革稅收，包括中央與地方財權、事權的再分配，以及地方政府的負債等棘手問題。
徐紹史被任命為掌握實權的中央規劃機構——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主任。自中共十八大以來，李克強大力推動城鎮化以擴大內需，實現經濟轉型，而「發改委」是負責具體規劃的核心機構。
面臨多重經濟挑戰
對於中國百姓來說，缺乏投資渠道、通貨膨脹（目前處於10個月高點）以及儲蓄帳戶低利率等因素，導致其儲蓄的實際收益為負。囊中羞澀的消費者捨不得花錢，讓國內消費達不到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長期健康發展所需的水準。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卻能夠以低於市場水準的利率取得融資。這種過度供給的廉價資本，導致中國缺乏培養企業長期競爭力所需的市場紀律，中國經濟的運行效率也因此受損，因為資本未能流向民營企業並用於生產效率更高的投資，而民營企業才是推動創新的主體。
在近年來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影響下，中國金融改革的緊迫性不斷加大。2009年中國政府推出金額高達5,860億美元的銀行信貸刺激之後，產生了通貨膨脹、產能過剩、房市過熱、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等棘手的副作用。其中有兩個原因導致這些副作用難以消除。首先，由於官方干預導致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中國央行失去了一個對付通膨的有力工具；其次，在對非銀行或「影子」信貸缺乏充分監管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想要有效收緊流動性變得難上加難。
新型城鎮化
為了保持經濟穩定成長，新政府強調將加速調整經濟結構、努力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擴大內需能量，以及深化經濟改革、給民營企業更大的空間。「新型城鎮化」是今後一段時期中國政府寄予希望擴大內需的潛力所在。這個項目將遷移4億農村人口到城市。換句話說，中國城市居民目前是總人口的30%，到2020年將翻番。中國政府計畫花費40兆元（6.4兆美元）通過製造就業機會和建設房屋、道路、醫院和學校等實現這個計畫。
依過去的經驗，城鎮化過程最大的挑戰是農民工進城的問題。由農村移入的人口並未真正享受到一般市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戶籍等因素劃分族群，在享受城市資源上有差別待遇的制度若不改革，對進城農民發展前景的阻滯，潛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
其次，在內需消費尚未能成為主要動力、外需又低迷不振時，擴大投資仍然是當前政府刺激經濟成長的重要工具。而由於民間投資意願低落，政府勢必以增加公共投資來彌補。根據兩會的資料顯示，有23個省分將投資成長目標訂在20%以上，甚至超過30%。高度依賴投資做為發展經濟的手段，令人擔憂投資浪費、產能過剩問題將再度惡化。
金融改革的關鍵要素
據《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認為，中國的金融改革中，有三項改革極為關鍵。第一項是利率自由化。這是促進資本有效分配的必要條件，此外，對於確保貸款被導向充滿活力但缺少資本的民營部門有著重要意義。
第二項是中國必須改革地方政府的融資機制。因為不斷膨脹的地方債務將阻礙中國將城鎮化作為成長的主要引擎，以及由投資轉向消費驅動型經濟的計畫。合法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預算權力的下放，以及更加公平的稅收收入分配，都是中國亟需的。
除此之外，改革最為關鍵的要素在於開放市場引入外部競爭，允許全球最優秀的金融機構與本土機構公平競爭。取消外資金融機構必須以合資形式參與中國市場的規定，長期而言才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還應取消對外資金融機構經營領域的限制，允許它們在遵守中國國內法規的前提下，按照它們在其他主要金融中心一樣的模式運營。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