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香港，同樣深刻感受到中共政府對人權的打壓鉗制，無法排除互相的影響。由台灣學界和社運界組成的「守護民主平台」2013年提出《自由人宣言》，民間也有很多團體倡議，反省兩岸三地的民主關係，期許人權成為發展的基礎。而透過華人世界的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公民社會的連結，是促進民主進程推動的有力方式。
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的「七一16週年，從香港看台灣」座談會，關注香港情勢，並從香港經驗反思兩岸關係。與談者包括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賴中強律師、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謝世民、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徐斯儉。其中香港民主黨議員何俊仁，是去年當選第一屆「超級議員」，也就是區議員提名後由全香港三百多萬選民直選出的議員。他指出，明年7月1日「占領中環」公民抗命運動，從現在開始倒數。以下即為發言的內容：
何俊仁（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爭取2017特首選舉與2020立法會選舉
明年七一「占領中環」是我們提出的行動，中環是香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謂占領不是用武力，是和平地提出抗議。為甚麼要有這個行動？三位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兩位是大學教授，一位是牧師，都是社會上比較溫和的人，為了爭取香港民眾能夠在2017年得到真正「普選特首」的權利，於是發起這項運動。
為甚麼溫和的人要站出來？回歸時根據香港《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基本法》說明我們政治的發展要循序漸進，頭十年立法會民選的比例會逐漸增加。《基本法》雖然這樣規定，到了2008年仍有50%是公會、商會選出來的代表（功能組別），不是民主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則是選舉委員會先選出某些人，一定是北京可以控制的人。但是《基本法》明確規定，2008年要有一個檢討，怎麼走下去由那時的香港人決定。
《基本法》23條：就香港境內有關國家安全，即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條文作出立法指引的憲法條文。 |
功能組別：又稱「功能團體」。是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內，代表指定的商會或行業，在選舉中擁有特別投票權。現有制度下，功能組別只能代表該行業中的小部分人如雇主，不能反映全體從事該行業市民的意見。 |
《基本法》23條的立法，讓香港人非常非常擔憂。因為我們知道，這很可能變成中共打壓言論自由的武器和工具。人權的自由水平不能減少，但是香港政府一意孤行。這件事從2002年9月到2003年7月，鬧得很大。當年的「七一大遊行」，根據香港政府統計有50萬人上街，民間統計有70萬人出來反對。當時有一些建制派不肯支持，後來終於收回草案。
2007年我們準備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人大常委又突然來一個決定，就是2012年不能雙普選，立法機關和特首選舉都凍結了。只有把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從800人增加到1,000人而已，沒有用。2007年我們舉行反對人大否決普選的遊行。
到了2010年，香港出現分歧，民主黨跟他們進行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討論，爭取立法會增加10席，5席「功能組別」、5席直接選舉。但是功能組別變成超級區議會選舉，香港政府也接受了這個區議會改良方案。我覺得最重要是扣住時間，所以做出痛苦的決定，也給人罵得很厲害。
超級區議會： 2012年香港立法會的選舉中，五個由區議員擁有參選權、提名權，並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議席。 |
現在是攤牌的時候，我們要爭取2017年特首選舉。如果中國最高的權力機構──人大的說法也要跳票，以後講甚麼都沒用，還講甚麼法律。我們也很明白，從第一個特首董建華，第二個特首曾蔭權，到現在第三個特首梁振英，一個比一個差。整個政府沒有公信力，社會衝突越來越嚴重。中國總理說香港有深層的矛盾，社會和經濟上的矛盾，但我們在香港很明白，根源都是政治上的矛盾。政治上很多特權都是不公平的，讓年輕人覺得沒希望。最重要的是，你要我去競爭，卻沒有公平的平台。
解決矛盾，必須落實普選。選出來的人如果是人民的決定，未來可以代表選民，這樣才有公信力。現在政府非常害怕群眾，特首有個名字叫「689先生」，因為選舉時他只有689票。1,200人投票，剛好過半。立法會罵他的人都獲得幾萬票，我去年獲得二十多萬票。
有人問我，香港市民會支持我們嗎？有些人擔憂經濟會受到打擊，但事實上，如果給這樣的政府繼續統治，香港會受到更嚴重的打擊。下一步我們要遍地開花，希望多一點市民支援我們。最後可能有一個公投，決定授權做出哪些方案。如果北京和香港最後沒有共識，北京還是否決政改，那我們就會「占領中環」，把香港帶到新的階段。可能是痛苦的，但也是沒有辦法的。
賴中強律師（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國際人權《公政公約》應大於《香港基本法》
台灣的狀況和香港雖然不一樣，但可以互相參照。
剛提到香港人在爭取雙普選過程中的曲曲折折，從跟北京協商，協商中的進退，到今天似乎面臨背水一戰。這個過程對台灣的朋友來說不陌生，台灣1992年在野黨、學運、社運還在呼籲要總統直選。記得在火車站前有個大遊行，我們在那裡過了好幾夜，當時是第一個普選有眉目，爭取第二個普選。
人類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有很多共同經驗可以參考。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北京希望用提名委員會過濾他們不喜歡的候選人。我認為這樣的假普選，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政公約》）第25條的規定。《基本法》第39條，承認《公政公約》在香港是有效的國際人權公約。所以，如果用《公政公約》檢視目前香港的選舉，以及將來2017年有特殊提名委員會的選舉，都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
我提出兩點，第一，目前小圈圈的行政首長選舉不是直選，立法會的功能組別，除了超級選區5席以外，大致還是一半功能組，一半普選。功能組別以行業區分，有的行業只有二百多人，有的幾萬人，當選都算一席，並不公平。依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5號《一般性意見》對《公政公約》的解釋，每個人的票都是平等的，所以這個選舉明顯違法。因此，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3月對香港實行《公政公約》的檢討報告中說，香港沒有清晰的計畫落實真普選，不能保證2017年的特首選舉，以及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沒有不合理限制。
第二，最近很多朋友在談一國兩制，這個詞在台灣和香港有微妙的差異。香港主權移交前，中方承諾50年不變，但是一國兩制才16年，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精神，還剩下多少？香港在政治上必須用占領中環的方式，爭取真普選，跟北京奮戰。不是說兩制嗎？為甚麼不是我自己決定？經濟上，香港必須與中國各省搶奶粉；在文化上，高中生要以絕食的方式對抗北京要推行的愛國教育。
這個過程證明「光憑一國，不足以維持兩制」，事實上一國兩制是專制中國要削弱香港人民和台灣人民反抗意志的緩兵之計，北京的算盤是先談統一再談兩制，再談自由民主。但是現實證明，只要進入一國，兩制就會受到侵蝕。
我可以理解這件事情在台灣和在香港脈絡有所不同。香港已經一國了，我們就要努力維持兩制；台灣是不能進入一國，不然兩制就不存在。先前守護民主平台發表《自由人宣言》，台灣應該以這個宣言為準，先確立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國。未來要不要成為一國，不是不可以討論，但是有幾個條件：
一是台灣和中國都成為民主國家，二是讓台灣和中國雙方簽訂人權憲章，充分保障個體的人權，不可以有愛國教育等。三是要在雙方人民自覺的前提下才能談。
回到香港脈絡，香港如何維持兩制？如果要求中國制定人權憲章，會不會是一條路？剛才何議員提到，爭取民主的過程處處遇到全國人大的決定，好像這些決定至高無上，可是上面應該要有更至高無上的「人權」。來台灣的陳光誠先生說，人權高於主權、政權。香港人應該主張國際人權公約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接下來我談談台灣問題。香港和台灣都在跟中國經濟整合，但是這樣會明顯削弱台灣和香港的政治自主性！台灣和中國簽訂《服務貿易協定》，過程中有的產業被蒙在鼓裡，有些產業內部出現分化，例如：美容美髮業裡打算西進的大廠商和本土中小企業產生矛盾，大廠商認為簽這個很好，可以去中國發展；小廠商覺得很慘，因為如果大型連鎖店來台，台灣小型的美容、印刷、汽修廠等都會消失。這樣會不會侵蝕台灣民主？中方會不會利用業者矛盾介入台灣政治？
香港和中國則有《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架構協議》、《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5年要實現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這樣的經濟整合是否傷害香港政治自主性？去年十八大的時候，廣東省省長朱小丹說：粵港融合是誰也阻止不了的。香港民主派怎麼看這件事？
最近還有一件事，台灣和中國互設辦事處，其中很重要的議題是「探視權」。
台灣在大陸政策上經常有衝突，探視權議題難得一致。在野黨提到，兩岸互設辦事處，一定要爭取探視權；國民黨黨團認為，沒有探視權，辦事處不要談。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也說，沒有探視權，互設辦公室協議不會簽。但是前幾天國台辦記者會上，發言人說探視權問題要一步一步來，飯要一口一口吃。這樣說讓人很不舒服，好像他們決定要不要給我們飯吃一樣。
探視權：一旦台灣人民在中國被公安逮捕入獄，必須讓台灣代表前往探視，也可以委任律師。 |
同樣的問題，香港立法會也曾經質詢。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王智源批評，香港在中國的辦事處，沒有探視權是很嚴重的問題。在中國被拘押的港人，向香港政府求助，可成功獲釋的人數逐年減少，並不是因為中國當局的司法制度正在進步，而是香港政府能為香港人提供的援助越來越少。王智源也說，在探監權的問題上，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還不如回歸前的港英政府。
香港和台灣同樣瞭解探視權的重要，是因為明白探視權是基本的人權，不能退讓。中國目前只有判刑後，家屬才可以到監獄探望。那是很可怕的，所以香港和台灣政府堅持爭取擁有探視權。
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必須捍衛台灣社會的政治自主性
中共的說法是當初在英國強權的壓迫下，不得已妥協接受《公政公約》的條款。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但現在我們談的除了經濟和軍事，還有道德軟實力。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越來越大，道德軟實力卻不及格。
如何面對經濟、軍事力量不斷膨脹的中國，對台灣社會來說很重要。延續剛才提到的《自由人宣言》，唯有自由人才能夠簽訂契約。而只有生活在自由國家的人，才可能是自由人，所以我們必須捍衛台灣社會的政治自主性。吳介民教授在2012年底寫的〈中國因素元年〉，談到台灣目前受到的威脅，和中國起的作用。台灣社會捍衛政治自主性，香港現在也在做這件事情。特別我想談企業家，追求經濟利益的過程，千萬不要忘記台灣的政治自主性。我不是說他們賣台，但企業家有時過於樂觀，相信經濟利益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剛剛說到的探視權，可以看到朝野兩黨的共識。對政治自主性的價值，希望兩黨也要有共識。
徐斯儉（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香港人的自由和台灣人的和平緊密相連
何議員被稱作超級議員，不是他本人超級，而是他背後有超級民主代表性。他獲得二十多萬選票，他有代表性、合法性，而這也是中共統治的罩門。中共的難題是越明白公民力量，越沒辦法直接面對。
作為《自由人宣言》作者，首先我要恭喜香港公民社會。在強大壓迫下，你們能夠組織風雨欲來的和平公民運動，了不起。
這個事情不僅對台灣來講重要，對中國正在萌芽的公民社會而言，非常重要。「占領中環」的歷史意義不只是香港，包括中國、台灣。我最近比較常在珠三角，香港對珠三角等中國的公民社會有重要影響，我看到的都很具體。
接著我要講三點。第一點，我研究中國政治，中國的選舉和我們不一樣。我常常跟學生們開「土豆」的玩笑，台灣學生研究中國政治最大的障礙是甚麼？中文！甚麼意思？我們的「土豆」是花生，中國的「土豆」是馬鈴薯，你的土豆好吃還是我的？你的民主好還是我的民主好？我們講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我看我還是吃我的土豆好了。中國也講選舉，但和我們的選舉根本不一樣。
中共喜歡講黨內民主，我最痛恨這個詞，這不是我講的土豆，你硬要說你的土豆也好吃。他的黨內民主是先考核幾個人，都是黨員有甚麼好選？現在香港普選，是他讓你們普遍支持他選拔幹部，不是香港人普遍選舉自己的政府，完全兩件事。
我寫過一篇文章〈黨國還是共和國〉，我的土豆還是你的土豆？現在香港的社會，主張普選是有理有據的，但是要小心，不要把選舉變成他的選拔。這裡面的關鍵問題是，中國選舉的提名有二步或三步。第一步是提名候選人，大家都可以提，但到第二步正式候選人，就是他來決定。
回到聯合國《公政公約》，中國已經簽署了，但人大遲遲沒有批准實施。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簽署了就是承認背後的價值，不然為甚麼要簽署？背後的意義就是一人一票，票票有值。所以人民沒有提名權，不是真正的民主。沒有真正的民主，如何愛港愛國？
第二點，香港「占領中環」有歷史性意義，對台灣也很有意義。兩邊互相影響，會有台灣的香港效應與香港的台灣效應。台灣的香港效應是甚麼？香港可以跟中國說，普選你不給我們，人家台灣看著，你還想跟台灣談甚麼？不必了，因此影響台灣。香港的台灣效應，是台灣人會知道中共對香港怎麼樣？這是我們的未來嗎？彼此要去強調這些事。
第三點，《自由人宣言》談到和平，北京政權覺得中國和不和平？中國的國關學者都說這兩年國際環境惡化，周邊國家非常不信任。為甚麼？《自由人宣言》說，因為中國的公民沒有自由，其他國家當然對中國不放心。第一步應該要讓香港普選，實踐人大對香港全體公民的承諾，當國際看到這一步，和平才可能邁出第一步。我常跟陸生說，你有自由我才有和平，台灣也很無奈。中國這樣對待陳光誠這樣的維權人士，誰會相信你？所以香港人的自由和台灣人的和平，是連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