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發生第二次革命，軍方支持示威民眾，把民選總統穆希趕下了台。按憲政原則，這種做法當然違背民主程序，因為穆希是通過選票上台的。但為甚麼西方主要國家，包括美、英、法、德等，都不強烈要求恢復穆希的權力，反而表示保持「中立」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整個西方都無法承受埃及變成伊斯蘭國家，成為伊朗第二。所以在「軍人干政」和「政教合一」之間，做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而且干政的埃及軍方沒有謀求自己掌權，而是提出全國大選時間表，仍走民主之路，推翻穆希的目的，只是阻止埃及被伊斯蘭化。
為甚麼西方這麼擔心、恐懼埃及變成伊斯蘭國家？因為如果埃及成為伊朗第二，不僅中東地區，整個世界和平與人類民主進程都將受到嚴重威脅。
文明之間無衝突 只有競爭
西方知識界對伊斯蘭有很多批評，其中最嚴厲的，是來自三位勇敢的女性。一個是出生在敘利亞的蘇爾丹（Wafa Sultan，後移民美國）。幾年前她在半島電視上跟毛拉們辯論，痛斥伊斯蘭教是野蠻、落伍、殘暴，更是欺壓女性的，轟動一時。她在電視上呼籲阿拉伯女性覺醒：「我想告訴每一個女性，伊斯蘭男性除了失敗，他們甚麼也沒證明；在把你們排斥到邊緣之後，他們帶領你們走向一個又一個災難。」
蘇爾丹認為，當今伊斯蘭和西方的衝突，根本不是哈佛教授杭亭頓所說的甚麼《文明的衝突》，而是「先進和落後、文明和原始、理性和野蠻之間的衝突」。蘇爾丹認為「文明之間沒有衝突，只有競爭」，伊斯蘭教不是文明，因為那個宗教導致人們傾向暴力和屠殺。
另一位是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911美國遭恐怖襲擊後，她發表了占據報紙四個整版的長文《憤怒和自豪》，憤怒控訴伊斯蘭的暴行，為西方文明而自豪。法拉奇對伊斯蘭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她認為，伊斯蘭教是落後的，黑暗的；恐怖分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是一千四百年伊斯蘭教的黑暗底座。她指出：伊斯蘭文化，就是欺負女性，女人不值駱駝錢的文化。
把謀殺合法化的宗教
比蘇爾丹和法拉奇更大膽的是索馬利亞女性阿里（Ayaan Hirsi Ali），她逃脫了父母包辦的婚姻，在荷蘭獲得政治庇護。後來到美國，2013年4月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阿里把希特勒的納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蘭相提並論，稱伊斯蘭是「新法西斯主義」。她說，「就像納粹主義開始於希特勒的願景，伊斯蘭主義的願景是伊斯蘭神權（caliphate），即一個社會被伊斯蘭律法 / 回教法（Sharia Law）統治，在這種社會，女人婚前有性行為要被石頭砸死，同性戀則被痛毆，像我這樣的無神論者將被殺死……」
阿里甚至抨擊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是墮落的（52歲時竟跟8歲女孩結婚）、專制的，誰不按他說的做，就會被懲罰。「穆罕默德讓人想起賓拉登、柯梅尼、海珊。如果沒有默罕默德的榜樣，就不會有海珊。默罕默德給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樣，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熱衷暴力。」
阿里跟法拉奇、蘇爾丹一樣，對伊斯蘭也是徹底否定，她說，根本不是甚麼多數溫和的穆斯林被一小部分激進的穆斯林綁架了。事實是，暴力是伊斯蘭教的核心，它具有破壞性，是一種把死亡虛無化的邪教，它把謀殺合法化了（legitimates murder）。她認為，西方必須擊敗伊斯蘭教，不是激進的伊斯蘭，而是整個伊斯蘭。
回教律法跟世俗憲法衝突
當然，西方也有相對溫和一些的批評伊斯蘭教的聲音。研究伊斯蘭的美國知名專家、《中東論壇》（MEF）主席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就在2013年7/8月號的美國《評論》雜誌（Commentary）發表〈伊斯蘭可以改革嗎？〉（Can Islam Be Reformed?）一文，認為伊斯蘭教是可以改革的。派普斯認同「阿里們」指出的伊斯蘭種種弊端，同時還特別指出，伊斯蘭從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那裡借取了三樣東西：國家力量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熱衷使用暴力、對抗西方。
但是派普斯不同意「伊斯蘭無法改革」這種結論，他提出三條理由：第一、1969年時伊斯蘭還處於低潮期，現在則進入高潮。既然有高潮，就會有低潮，它不是一成不變的；第二、對《可蘭經》，伊斯蘭教士們，包括柯梅尼等，一直有爭議。既然有爭議，就有不同理解的空間，就有將來向改革方向解釋、溫和派站上風的可能；第三、政教分離是制約伊斯蘭的出路，尤其是世俗民主制度，跟伊斯蘭的律法發生衝突，在歷史上，都有穆斯林國家奉行世俗法律，而不主要靠「回教法」統治。
就這點派普斯教授特別舉例說，《可蘭經》明文反對「利息」（強烈反商），女人通姦要被石頭砸死等，但如果政教分離，有了世俗法律，走向市場經濟，一個社會就不得不放棄伊斯蘭律法，或者使其名存實亡。例如現在很多穆斯林國家的銀行，把「利息」叫做另外的名字而照做無誤。而女人通姦遭石刑，則會受到世俗人權法律的制約。派普斯的結論是，伊斯蘭神權律法跟現代世俗國家的憲法是衝突的，只要政教分離，世俗憲法會制約伊斯蘭律法，最後使伊斯蘭影響下降，走向低潮。
印尼是穆斯林國家榜樣
事實上，派普斯跟「阿里們」對伊斯蘭弊端的看法大同小異，主要分歧在於怎樣解決伊斯蘭問題。法拉奇、蘇爾丹和阿里等，只是激烈抨擊伊斯蘭教，指出其種種弊端，認為伊斯蘭無法改革，只有被「擊敗」（defeat）。但是用甚麼方法擊敗？美軍領銜鏟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獨裁統治和神權政府，但在這兩個穆斯林國家，能全面禁止伊斯蘭教嗎？從宗教自由原則上，這是不可以的；從操作上，更是行不通的。成千上萬的民眾信奉的一種宗教，怎麼能禁止取締呢？而且如果壓制，結果很可能是適得其反，更遭反彈。
所以，派普斯的方式是尊重和支持伊斯蘭的溫和派，同時推動穆斯林國家的民主進程，實行政教分離（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例如同樣是穆斯林國家，土耳其（穆斯林占人口98%），就沒有用伊斯蘭律法統治，而是實行世俗憲法。雖然傾向伊斯蘭的土耳其現任總理埃爾多安在過去10年掌權中，明顯想把土耳其拉向伊斯蘭，但沒有取得根本性成效。更有說服力的是印尼（穆斯林占該國2.4億人口的88%），有了真正的民選制度後，過去十年政局穩定，經濟迅速發展（去年經濟成長率達全球第二高的6.3%，僅次於中國的7.8%）。印尼其實在蘇哈托專制統治時，也是世俗國家，沒有像鄰國馬來西亞那樣把伊斯蘭立為「國教」。
既然政教分離是解決伊斯蘭問題的最佳出路，那麼政教合一就是最壞的結局。派普斯教授說，伊斯蘭走向高潮的轉折點是伊朗柯梅尼宗教革命，推翻世俗的巴列維政權，實行政教合一。雖然伊朗也有選舉，但真正主導這個國家的是伊斯蘭教士等毛拉們。
伊朗將軍被卡特總統殺了
從英國作家奈保爾（V. S. Naipaul）的書中看出，在巴列維政權時代，伊朗已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現代化、且很繁榮的國家，在七十年代時，其從思想到物質的現代化程度，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無法比擬的。但伊朗被柯梅尼化之後，全方位大幅倒退到中世紀。而且伊朗宗教化之後，鼓舞了全球的伊斯蘭運動。如果今天埃及，這個中東人口最多的國家（8,400萬）也變成伊斯蘭國家，跟伊朗相互呼應，不僅中東地區，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和人類的民主進程，都會被打破。這是西方自由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
當初柯梅尼宗教革命時，伊朗軍方的情況跟今天埃及軍方頗有相像之處：伊朗將軍們多支持世俗化，很多軍官曾在美國受訓，伊朗軍方也是一直得到美國軍事援助。當時伊朗有150名高級軍官聯署信件給美國總統卡特，提出要用軍事手段阻止柯梅尼的宗教革命，但是，這個美國歷史上最無能、最親邪惡（跟布里茲涅夫親吻，擁抱卡斯楚，歌頌金日成和鄧小平等）的卡特總統，卻要伊朗軍官們放下武器，跟柯梅尼合作。結果柯梅尼掌權後，把那些要推動伊朗世俗化的軍官都給處決了！
今天幸運的是，埃及的軍官們，沒有事先給美國總統歐巴馬寫信，而是先斬後「不」奏。如果他們像當年的伊朗軍官那樣先請教美國，那麼目前美國這個和卡特一樣愚蠢的歐巴馬總統，很可能也會阻止他們這樣做，那埃及就慘了。
埃及沒有成為「第二個伊朗」，是埃及人民的幸運。這不僅影響整個中東的民主和世俗化進程，更可能影響並促成伊朗的變化，反而把伊朗變成「第二個埃及」。那種結果的話，才是中東地區真正春天的到來。那不僅對中東，對穆斯林世界，明擺著，對整個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所以，用武裝軍事手段推翻民選政府的話，在兩種情況下是應該得到肯定和支持的：一是民選領導人像希特勒一樣走向獨裁；二是民選領導人走向政教合一。因為這兩者的後果都不僅是那個國家，而且是整個人類都承受不起的災難。除這兩個極端情況之外，任何用軍事暴力手段，或暴民運動方式，推翻民選政府，都是不可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