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和各國的經濟波動不定，問題也層出不窮，但其背後主要還是幾個重大因素在推動。不管是要掌握經濟的動向，還是要擬訂正確的政策，都必須掌握這些重大的基本因素。
近三十年全球經濟變動最主要的因素是全球自由化帶來的國際比較利益之改變。它造成已開發國家產業外流、失業，以及工資和經濟成長率下降的壓力。
不少已開發國家必須為此而增加社會福利及其他財政支出，美國的財政赤字和量化寬鬆政策（QE）、日本安倍首相三箭，乃至歐債和我國的問題都由此而起。這些政策能否成功，是否會繼續，也都要看這最基本的國際比較利益或競爭力的問題能否解決而定。但各國都未能對競爭問題有足夠正確的重視，所以經濟的前景也不能太樂觀。
大幅自由化 拉平全球工資
近三十年全球資訊和經貿往來大幅方便及自由化，特別是大批原本不積極加入國際競爭的共產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改採努力加入國際競爭的策略。於是在原先以先進國家及亞洲四小龍等少數開發中國家為主的全球競爭市場中，加入了大量的低工資國家。先進國家和四小龍，由於原先生產的許多產品因而無法和低工資國家產品競爭，不是外移便是減產乃至退出生產。這種國際比較利益或競爭力改變的結果，使高所得國家的產業大量外移，造成這些國家經濟成長率的下降及失業率的上升。
失業率上升或勞動力過剩，使高所得國家部分的薪資難以上升，甚至必須下降，而開發中國家則因搶到產業和就業而使所得及薪資快速上升。這就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
失業率上升和工資的下降使所得分配惡化，所以很多高所得國家要增加財政支出以提高經濟成長率和降低失業率，或者增加社會福利支出來幫助失業及貧窮的人民。這在美、日、歐盟和我國等很多國家形成可觀的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
兩岸實為競爭而非互補
上述現象已存在多年，但問題卻愈來愈困難。因為不僅各高所得國家的政府負債愈來愈多，低工資國家之發展對高所得國家的威脅也愈來愈大。低工資國家發展之初雖然會搶走已開發中國家的一些產品，但相對地其投資以及消費增加的許多需求也仍須向高所得國家購買，所以高所得國家仍未外流的產業得以增產，而降低外流產業對就業和經濟成長所造成的衝擊。這也造成一些人誤以為產業外流及低所得國家的發展有助於高所得國家的發展，誤以為某些開發中國家的成長可以是世界成長的火車頭。
然而在這些低所得國家已有相當發展且搶到愈來愈多產業之後，它們因成長而須向已開發國家購買的產品範圍也就愈來愈少。當它們的成長率降低之後，它們仍須向已開發國家購買的資本設備的數量也變少。為了繼續發展，它們也必然想到要進口替代，也就是設法自己生產要進口的東西。
於是，開發中國家發展對已開發國家的貢獻愈來愈小而傷害愈來愈大。開發中國家現在的成長即使一時仍可提高對已開發國家的需求，成長的方式及其結果卻是要在未來取代更多已開發國家的產品。所以已開發國家仍誤以為開發中國家的成長可做已開發國家成長的火車頭的人士，是相當無知識沒遠見的。我國現在已有更多以前鼓吹兩岸分工互補的人士，瞭解兩岸經濟乃是競爭而非互補。
美國QE與製造業回移政策應可成功
美國以QE搭配將製造業移回美國的政策來應付這種情勢，QE想提升景氣及國內需求，促使美元貶值以提升美國產品競爭力，而製造移回美國的努力則補充其因國際比較利益而減少的產業和生產。
2013年美國製造業生產已恢復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水準，但製造移回美國的努力必須很成功，否則企業界為本身利益而將產業外移的做法，仍會使美國不得不繼續QE及財政和貨幣的擴張政策。
由於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不管是已有或未來新增的成果都仍領先全球，美國的企業也在許多產業具有支配全球的能力，美國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因此製造移回美國的努力，有可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成功。而若不夠成功，美元獨特的國際地位也使美國仍能繼續QE下去。由於全球需求的不足，不管美國需不需要，外國恐怕都要期待甚至拜託美國繼續再一次或多次QE。
安倍三箭恐缺最重要的一箭
相對地，日本的情況就比較麻煩。安倍的三箭也是要解決同樣的問題。日圓貶值可提升日本產業的競爭力及獲利能力，也可使日本偏高的房價及負債相對降低。擴張性的政策可促成貶值並提升國內需求和企業獲利。這兩種政策除了短期提振經濟之外，也可使企業更有能力投資和發展新技術新商品，進而提升產業長期的競爭力。
然而，日本自己的市場基盤和技術都不像美國那麼厚實，而中韓等國則有強大的產業政策乃至不公平手段來扶植本國的產業。因此日本若以為其企業賺到錢之後，就能透過自由競爭努力創新而勝過中韓甚至美國，是過分樂觀的。而若產業的技術和長期競爭力未能提升，則貶值和擴張性政策帶來的一時繁榮過去之後，這兩種政策的後遺症，將使日本陷入更大的負債及高物價危機之中。
但安倍三箭之初被稱為是日本國師的濱田宏一教授最近指出，日本仍缺少一套新而明確的產業政策。我覺得日本仍不瞭解前述產業外移及產業競爭力才是問題根本的道理，也不瞭解目前中韓等國家之積極產業政策，首當其衝的正是日本以及台灣甚至美國。日本如果以為自由化就是最好的產業政策，而拒絕政府的領導及其他責任，則將難和中韓等國競爭，安倍三箭最後也可能因缺乏最重要的一箭而失敗。可惜濱田這位國師卻仍以為自由化就是最好的政策。
能力不如美日 競爭不過中韓
我國前景不容樂觀
自由化是難以反對的潮流，但它的速度和方向是可以調控的；它的副作用是應該且可以有配套措施來減輕的。而在自由化的過程中，政府也仍有很多可以領導經濟發展方向的空間及方法。這些問題和策略較為複雜，我也已寫過很多。而在台灣和很多國家最大的問題是，有很多人把自由化當成是必服的萬靈丹，因此不只忽視其副作用及替代方案，也忽視自由化之下政府可做及該做的很多發展產業、提升國家基本環境及能力的工作。
我國也在一些企業和其他因素的誘導下，把開放外國進入當成主要的自由化方向，而忽視鬆綁對國內資源運用和發展的不當限制。例如我國政府一直積極要對外籍人士減稅，卻對國內創新創業加課重稅，就是一種明顯的矛盾。
相對於美國和日本，我國產業外移的情況更嚴重，仍在的許多產業也因技術較低、市場在已開發中國家，而企業界也可能比美日更不在意自己國家的發展，因此產業更容易繼續被吸走。而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創造新產業的實力更不如美日。因此在中韓甚至美國都有積極吸引和發展產業的政策之情況下，我們若只採財政支出、貨幣貶值，以及自由化這些在美日都無法成功的政策，我們的發展前景是很不樂觀的。
不斷的赤字使財政破產，貶值的一時利益可能使一些企業更不努力，因貶值獲利而能提升的企業則有不少會把研發成果帶去國外。而以開放外國進入為主甚至給予優惠的自由化，則把有限的國內市場拱手讓人，甚至讓給並不是真正有競爭力而是有外國不公平產業政策支持，或有掠奪市場之長期謀略的外國廠商，因而在產業外移之外再給經濟和就業另一個重擊。
在全球激烈且不公平競爭的時代，我們若不更直接努力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等國家的其他基本能力，排除外國不公平手段，而只用財政支出、貶值，以及對外國自由化等成效虛幻或短期的政策，我們很難有長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