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某個週日的早上我天人交戰，已經報名「公民憲政會議的願景與挑戰」，但是想到週日還要一大早趕車、接駁趕到台大，再穿過無聊且豔陽毒照的椰林「大道」(椰子樹已經被懷疑「不是樹」，尤其是它的無庇蔭能力和抓地力超差，它一直構成我不喜歡台大校園的原因之一)，實在就很失去動力。每次都是一時衝動報名，通常以天人交戰為過程，最後都是人的因素讓我出席，而不是好學。想到這個會議有限制人數，我佔掉一個名額，沒去有點說不過去。況且我對同學有個允諾。所以只好飛車趕到高鐵站…..。當初會報名，是因為這個會議是太陽花出關之後的延續，而我們交大天光的同學希望持續地和這個運動的社會改造保持聯繫，我多少要來看看。
參加這個會議的大部分是法學和政治學者以及公民組織的朋友。 除了和民主平台的朋友以及台教會會長打招呼之外，我認識的人不多。我要這麼說，實在是領域的差異，讓我們平時很少真正跨學科，而我也強迫自己聽了一天法律和政治術語。然而是什麼動力讓我願意來一個不熟悉的場子傾聽呢？
太陽花！但這樣說並不清楚，而是太陽花牽動的想像和動力。換句話說，學術圈的某種力量把我們的大學日常圈限在一定的範圍裡，如果我們稍微省思，或許可以嘗試找到生活慣性和動力的客觀結構性因素，而這個結構又如何被我們內化成價值和習慣。
source: 不上大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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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裡顯然地是由「科系」決定了大部分的生活界線，同學們在該科系努力上著課，每堂課的報告和考試填滿了日常的時間。而老師是這門課的始作俑者，他主導了上課的內容，何時交報告和考試以及份量。那麼老師們被什麼決定他的職業日常呢？我必須說，百分之80（歐，甚至90）由他的科系的學術動態和評價標準來決定。我們被一門科系訓練之後，就納入了這個學術社群。這個社群如何彰顯它的權力呢？出版的書本、發表的期刊，同儕的眼光、申請的grant，在學生間的知名度或是遠在西方求學地的老師輩的重視，構成了你的「地位」，林林總總一大籮筐。我們不僅在意這些（有些已經化做一堆數字），這些也成為我們生活中行為的主要動力。這個動力讓我們熬夜趕論文、手上永遠抓著一本書、算發表數、邀請講者、 參加研討會、並因此而決定自我的價值。而我必須說，這個社群垂直向的「權力感」要遠遠大於橫向的「連結性」。「計算」而非社群情感主導了這個社群的「全球經營」？！
這個學術權力的制約性，恰恰就起因於學術社群的「全球化」。這個全球社群由於它的縱深過大，戰線太長，聯繫的方式只有一種，就是照數字和能見度操（想像一下戰場上的聯繫方式）。再強調一遍：「數字」和「能見度」。而在地的效應，照Comaroff 對新自由主義的在地影響說法，呈現了「短路狀態」：所有的生活面碰到這個產能問題，立刻要讓步，讓他斜刺穿越……..。這表現在我們恆久的焦慮：少看了一本書，跟不上最新的思潮，說不出hot issues。而這些焦慮有如電腦的驅動程式深植在我們的腦中和身體。我們每個人肩上背著一個地球的重量，背也越來越駝……。很顯然地，這個驅動老師的全球性力道也一定影響了上課的方式和內容，當然也影響了同學，同學們跟著進入了這個的浩瀚而無邊的學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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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很難跨出我們的科系界線，因為：這個垂直制約的學術工房，耗盡我們畢生之力也難清理出一哩路的現實，使我們有如追不到日的夸父，眼睛只有垂直面的搜索和追尋，找不大到時間橫向環顧周遭的日常聯繫。 這是一個垂直（不見得分工）驅動的場域，焦慮來自於全球性的壓力或權力，想想我們閱讀的材料永遠是以全球作為尺度。我們對這樣的氛圍和驅動動力已經習以為常，連學生也被涵攝到這樣的邏輯。
然而太陽花卻短暫地打破了這樣的慣性，雖然只是短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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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學衝進了「立法院」，就表達了一個明顯的寓意，這是一場攸關法律的戰爭。確實，這個運動起因於一個30秒的「蔑視正當法律程序」的舉措。從那天起，每個參與運動的同學或同行，不管是不是法律系的，都必須開始研讀相關法律，以及思索法律的意涵和意義。譬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名稱實在冗長！）、民間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行政命令的法律位階等等…..。相信很多同學、同仁都和我一般平常對法條的研讀沒有多大熱忱，在運動期間也都因為法學專家的提醒，跟著讀了不少「法」，尤其是服務貿易協議。而新戰神和法律的緊密關係也都說明了這個法律戰的時代意涵，包括起因和出關後的允諾：服務貿易協議的爭議和預定召開的公民憲政會議。這幾年的社會運動實在都是以「法律」為最直接的戰場。我突然想起來歐巴馬念完政治系後跑去念法研所的原因，就在於他理解到全球化時代的政治，有一大部分在處理跨國企業以及相應的法律戰。（天啊，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幽靈世界）
但是很顯然的，參與這場運動的人不會都是法律人，各行各業各個科系的人都在3/30衝上了凱道。那一刻在凱道上的人們，不管什麼背景一定都感受到相互之間一個秘密的聯繫，我們曾經在那一刻共同擁有一個秘密。不少人為文解釋了太陽花的起因，但是我只提出一點，馬政府和中國的「秘密協定」挑起了大家最敏感的神經：「台灣是不是要被出賣了？」如果說「台灣作為一個有主權有尊嚴能生活的所在」是太陽花關注的核心，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只是這樣的核心關懷和焦慮，是以一種法律戰的方式呈現。
那麼對於我們這些非法律科系的師生來說，我們可以如何介入，或是以什麼姿態介入變成我們這段時間，個人和團體間思索的問題。人類學界表現在芭樂人類學部落格在運動期間的幾篇系列文章，於下半年人類學年會籌組論壇，和下學期抬青椒的聯合開課計畫。社會學界也舉辦了一系列的論壇、講座，談論這個2014年最燦爛的一朵花。這也是我為何硬撐著要在週日早起，趕一場不是我的專業的會議：運動過後，我們都在思考著如何以「台灣」作為「方法」或「思考的框架」，如何可以跨越學科的界線，嘗試橫向連結，構築一個「更為適意的台灣」以回應那個我們心照不宣的祕密聯繫（需要對照中南海和馬政府另一種心連心嗎？ ）。譬如我們交大反服貿同學所組的「交大天光」社團目前正企圖轉型為常設組織，並且已經規劃好讀書會一系列要讀的書，這個讀書規劃就是以台灣作為思考的框架，企圖理解她的現況─如何鑲嵌在全球的架構？以及尋找她的未來─她有什麼能量可以翻轉這樣的局勢？這當然是一場跨學科之旅，一個橫向的情感驅動的療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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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運動最激烈的時段，以罷課，也就是把系所課業擺一邊，以超出日常大學學習生活的異常來抗議國家的「異常」。我們師生也都現身立法院外的草根民主論壇代替課堂上課。這些大概最直接說明了太陽花阻斷的是什麼？一個過去以某種力量結構鞏固的學科學習方法和日常。
如果說我們平常的「系所」分科是一個學術制度發展史上的某種分類，她成因於一種偶然，被市場效應所加強，為全球場域的垂直權力所鞏固。太陽花的出現，不僅打破了全台灣慣習的日常──多少人在那一兩個月把工作丟一邊？也打破了這個被全球權力支持或支配的學科制度界線，讓我們在過去兩個多月來，以「台灣」為尺度，遊走在界線之間，嘗試做橫向連結，以回應我們共同的想像──「小國小民、好國好民」。誰說太陽花只是對執政者的抗議和中斷？難道不是將學術權力鞏固的學科界線中斷了一次，相信也對所有被權力箝制的界線和框架鬆綁了一次，只是我們現在還無法明確地描繪出她的影響力。
編按：「公民憲政會議的願景與挑戰」可於線上收看
（本文僅代表作者之意見與立場）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2014年6月9日，作者林秀幸為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