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昨天的破門新聞，第一時間是氣憤難平，實在難以相信到了今天，還會發生這樣的事。冷靜下來之後，心中浮現出來的念頭，卻是要更加努力用功，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因為再過不久，台灣或許就會變成一個你不想回去的、陌生的地方了。（但願不會是不敢、或不能回去，那就太糟了。）
這麼說絕對不是情緒性的說法，那是因為這件事情真的很糟糕。
事件發生後，馬上就有人出來「澄清」，說破門的不是警察或國安人員，而是飯店人員。這種說詞只是混淆視聽而已。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再清楚不過，影片都已經在網路上。如果不是中國官員來訪，一般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就像有人戲謔地說，當年吳育昇當年去薇閣的時候，難道有登記兩人的名字嗎？如果這沒有國安人員介入，而是由飯店方面所執行，那就更讓人憂慮。因為這表示，面對威權體制造訪，台灣的國家機器還不用出手，民間就已經自我審查、自我戒嚴了。
回顧歷史，六年之前，陳雲林來台，警方與民眾也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當時只以為需要保持警覺，總還覺得政權轉換不久，兩岸關係也在調整中，若是台灣公民社會能維持她的能量，掌權者或許還會節制，而情況總不致於變得太糟。
但是我錯了。
六年來的發展，加深了悲觀。過去幾個月，我們看到了一個麻木不仁的政府，對於民意充耳不聞。我們也看到了，警察在處理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執法過當（無論是有意或是無意），卻未曾對此做出任何檢討，媒體也不曾追究。曾經鑽研自由主義的學者，成了政治人物後，更是搖身一變，彷彿全忘記了自己說過的話。
然後我們就走到了這一天。一個你安坐在飯店房間中，卻會被人破門而入的日子。
未來還會變得多壞？我不敢說。這已經不是滑坡論證，而是情勢惡化的速度，比任何想像中的滑坡都還要陡。
但如果台灣的人民，還是選擇讓兩岸的政經權貴聯手統治，奢望他們在把肉吃光後，能分一些骨頭出來；還是寧可犧牲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換取虛幻的經濟發展前景。那等於是肯認了人們對這些破壞人權的事情，都無所謂；等於肯認了他們這麼做的正當性。那威權體制捲土重來，並不是不可能。或許，它其實並沒有離我們真的很遠──想想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那尊巨大的人像，和矗立在北韓的金正日塑像，差別有很大嗎？
（而我說虛幻的經濟發展，是因為2013年的台灣薪資成長，位居亞洲最後一名，比平均薪資更高的新加坡、南韓、香港，都還要低。這證明了目前一路以來的經濟政策早就需要檢討。）
出自https://www.facebook.com/nikkeiasianreview
那不是一個我想要的狀況，可能也是許多人不想看見的結局。如果真的發生了，我自認還有能力選擇離去，但有多少人想走而走不開的呢？
我曾經花了一些時間，閱讀韓國當年被日本併吞的過程，先是資本進來，接著掌握媒體，最後掌握政權。韓國人哭天喊地再大聲，也不會有人聽到，聽到了也不在意。我不認為歷史會一模一樣的重演，也不希望它重演──預測未來不是我寫作該文的初衷。但我對台灣的未來的確感到悲觀，用英文來說，未來像是一場uphill battle，我們位居劣勢，時間彷彿不站在我們這一邊。而看的越多國際間對台灣情勢的討論，只會感覺越來越沒有希望而已。
只是，我雖然悲觀，卻還沒有絕望。
我在東亞系讀書，剛開始要說自己研究台灣，總覺得不知道如何解釋。比起中國、日本這些傳統大國，或是經濟實力快速崛起的南韓，又或是西藏、蒙古等擁有獨特文化的地方，台灣到底有什麼好研究的？我常常想著這個問題。
隨著這幾年的思考、閱讀，我的心中也逐漸形成了一些答案。我會說，因為台灣的身世的確很複雜、很特別、也很迷人。
如果碰到一個紐約人，我會對他說：十七世紀的時候，來到北美洲的有一群荷蘭人，他們用西印度公司之名，從原住民手中，獲取了一座名叫曼哈頓的島嶼，並在此地建立起了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後來這塊土地轉手給了英國人，新阿姆斯特丹也就變成了新約克，就是今天的紐約（New York）。而你知道嗎，同一時間，有另外一群荷蘭人，用東印度公司的名義，航向了世界的另外一端，他們除了把今天印尼的雅加達當成據點，把日本長崎當成航線的終點，他們還曾經到過一座島嶼，叫做台灣。在大航海的時代，這些地方全都連在一起。
新阿姆斯特丹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Amsterdam#mediaviewer/File:GezichtOpNieuwAmsterdam.jpg
如果碰到一個韓國人（南韓），我會對他說，這兩個地方有何類似的身世：都曾經被日本殖民；在二次大戰後，都經歷國家分裂的狀態，然後又都變成了冷戰局勢中美國的旗子；我們都經歷長時間的威權體制，又何其巧合地在八零年代末期，開始同步邁向民主化。
如果碰到一個愛爾蘭人，我會對他說，台灣和愛爾蘭一樣，花了很長的時間在追求自由與獨立。1907年，台灣的知識份子林獻堂在日本見到他的偶像梁啟超，他向梁求救，希望中國協助台灣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解脫出來，梁坦白地說，中國自己問題已經應接不暇，台灣人只能自立自強，自求多福，但當時，梁啟超就曾經建議林獻堂好好認識愛爾蘭的歷史，看他們是如何與大英帝國周旋，追求自治。
如果碰到一個南非人，我會對他說，南非有一個在20世紀支持種族隔離、把曼德拉關進監獄的政權，有一個殘酷的獨裁總統，叫做波塔。而他所屬的政黨，真巧，也叫做「國民黨（National Party）」。波塔還曾經造訪台灣，並被當時的台灣媒體譽為自由民主的夥伴。
如果碰到一個烏克蘭人，我會說，我們都面臨著身旁一個擴張的強權，他們都有很強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但國家內部都有嚴重的人權問題。如果碰到太平洋島國的人，我會說，我們也是島民，儘管今天這座島上的人，對於海洋有些陌生。如果碰到一個巴拿馬人，我會說台灣跟巴拿馬的邦交關係，居然可以上溯到清朝末年。如果碰到了香港人、澳門人，那更有無數可以分享的話題了。
當我們把台灣放進世界歷史的視野之中，我看見的不是一座孤立的島嶼，而是無數的共鳴與連結。──這是我一直想書寫的課題，一個以台灣為起點的世界史。
當有些人總是明示暗示，台灣這麼小，中國這麼大，當然應該要選擇大的。我們回答，你們還沒看見外頭有一個更廣袤的世界，而我們可以選擇做一個世界公民。如何讓更多台灣人看見那個世界，又如何將台灣獨特的歷史經驗，貢獻給人類的整體智慧。關於這些，我們還有太多事情可做、要做，可還不是絕望的時候。
如果歷史聽起來太遙遠，那讓我們談談現實吧。
這陣子老是有人要我們「認清現實」，他們言之鑿鑿，意思不外乎是要說，台灣只有一條路可以走，沒有其他選擇。
可是他們錯了。
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的發展並沒有絕對的方向。所謂的歷史，其實是許許多多的瞬間所累積而成的。而每一個瞬間，都可能把歷史帶往截然不同的結局。有人說歷史像風，風向的改變永遠讓人捉摸不定。
三十年前，恐怕沒有人能想像有一天台灣人可以高聲批評總統，可以直呼總統名諱，還可以對總統丟鞋──或許連曾經反對過總統全民直選的總統本人都想不到。但它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換句話說，從歷史中我們學到的是，未來其實充滿無限可能，沒有人能夠預測，它可能很壞，也可能很好。所以我們不用絕望。
再說一下現實吧。現實就是，面對公理的問題，有人會轉過頭去，噤聲不語，有人會選擇伸張正義。 現實就是，面對威脅與利誘，有人選擇卑躬屈膝，有人卻能堅持下去。
問題只在於，在權力面前，你要站著還是跪著。
而我們看見越來越多人選擇站著。從台灣、到澳門，到香港，還有許多其他地方。他們站著，不是為了別的，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自由、民主和人權很重要。站著的人當然應該聯手。有人說，站著的人多了，站著就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許多中國的學者與知識份子，也都知道為了中國的未來，一個對人權有保障的憲政民主，一個透明開放受到切實監督的政府體制，一個開放的言論市場，一個對於少數有所保障的社會，才是值得追求的方向。每天在中國的微博上，論壇上，報章雜誌上，有著無數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在那樣一個廣袤的國家，民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是不可能的。
上海復旦大學的教授、中國頂尖的歷史學者葛兆光先生，曾經講過這麼一件事。這幾年來他不斷從學術的角度批評中國內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甚至曾經在受訪時表示：「不要輕易說某某地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有一回他去演講，突然被台下觀眾問到，說你老是這麼說，那我們到底可以認同什麼？葛先生楞了一下，回答他說：認同制度。
認同制度，我想那指的是，一種重視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的制度，不會隨意侵犯他人的制度，對人有所保障的制度。認同制度，而不是擁抱哪個虛幻的國族符號。然後我們會知道，兩岸之間的問題，不是統一或不統一，而是要不要繼續我們的民主和自由。
台灣還有選擇自己未來的機會，也許這樣的機會在流失，在變小，但它依然存在。當未來在我們手上，我們就有責任去想清楚，到底要讓台灣走向何方。
（本文僅代表作者之意見與立場）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HISTOPOLITAN」，2014年6月26日，作者涂豐恩為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學程博士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