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代以前，港英政府未為香港引入民主制度，香港人對參與政治的機會相當陌生。港英政府直接統治香港，並利用少數華人精英對社會其他絕大多數的華人進行輔助管治，形成了以殖民者和高等華人為主宰，多數平民為不參與政策的政治環境。雖然五十年代港英開放了市政局的選舉，可是登記選民由於嚴格的門檻限制沒有超過整體人口的1%，加上市政局的決策範圍很有限，每屆投票率只有20%左右。上層的管治階層基本上更是完全封閉的，普通人民沒有政治參與的渠道。
在中英談判至回歸其間，即於七十年代至一九九七年，香港才在短短幾十年間經歷了「去殖民化」、「行政改革」、「民主化」與「回歸」，當中的民主化的目的是以「還政於民」對抗「還政於中」，因此香港的民主進程因面對回歸中國而突然急進，港人普遍未習慣投入政治參與。
香港在七十年代才推行六年小學強逼義務教育，到七十年代後期，將強逼義務教育擴大推行至初中，實施九年強逼義務教育。雖然教育得到普及，然而港英政府基於其宗主國利益的考慮，教育的方式刻意「非政治化」，不利於培育具政治參與意識的公民，學校教育以實用性為主，又以俗稱「填鴨式教育」之背誦型考試主導，不重視學生的個人批判思考，更加不著重訓練學生的公民意識。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是培養華人精英作為公務員，另一方面是培養貢獻於經濟發展的人才，刻意弱化香港人的國族與政治觀，香港人政治、社會觀念淡薄，實用主義極度膨脹，形成七、八十年代只著眼經濟的港式哲學。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普遍沒有足夠空間去思考政治，一方面如以上提及的根本性的公民教育不足，教育刻意避而不談政治，導致經濟成為民心的歸屬。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基於戰後影響以及處於冷戰的時利，經濟發展迅速，社會氣氛被一種拼搏與力爭上游的價值觀主導，隨之而成的是賺到錢後享樂與消費，成為大眾的追求目標，政治理想根本不能形成主流話題，對社會發展的問題，「政治冷感」的態度是普遍的回應。
六、七十年代的公民政治參與不成氣候，社會間對政治安份被動的態度是主流，但仍有具代表性的群體所出嘗試，當時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是兩個主要的群體，從另一角度來說，就是政治參與局限於少數的知識份子以及面對剝削的工人。
《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一書這樣概括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香港學生運動真正能夠擔當起社會運動先鋒角色的，事實上只有七零年至七三年之三數年，在這段時期，青年學生對各種事物顯露出活潑和敏銳的反應，對不公義之事奮起抗爭。但七三年之後，學運便逐漸轉移於內在化於學界內，原來對社會不公義的鬥爭變為敵對派別之間的鬥爭 」。可見該時期學生運動在起步階段，仍是小圈子的討論，同時面對內部問題，未能做到帶動社會政治參與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這段時期，工業的迅速發展也伴隨著大大小小的工人運動，工人運動是政治參與的一大形式，可是，《香港工運史》一書中雖然詳盡記錄了香港廣泛而重要的工人運動歷史，作者對於工會的政治功能，卻指出「說到底，工會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的，離開了工人的利益，工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此說準確地反映了工會關注的利益之陝隘性，不足以形成影響廣泛社會的政治力量。
總而言之，在七十年代以前，香港人的政治觀因政治教育與經濟環境等因素處於政治冷感的狀態。跟據一項在1976至1977年間進行的調查，91.1%的人覺得自己無力改變香港社會，97.6%的人認為自己對政府政策的形成毫無影響，而表示經常關心公共事務和政府事務的香港普通華人只有6.6% 。數據可反映香港人幾乎處於完全的政治冷感。
八十年代－香港本位想像與核心價值浮現
八十年代以後，香港逐步對公民參與表示關心。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於香港新界的租期屆滿，香港的前途問題使政治事務確切地擺民眾眼前，是一個必須處理的重大事情。在此以前，香港人的香港本位想像並不明顯，政治以中國想像與英屬的想像為主。以至香港夾在中英兩個意識形態陣營不同的國家中間被移交，香港這個名稱成為國際政治焦點，大量文件的寫成，國家政要為討論香港的前途而奔波，使香港慢慢地形成了一個香港本位的想像。
其時，社會的政治討論有了一個明確的問題，不少香港人找到了繩索，亦從這問題開始找答案，於是人們由這一個契機踏入了參與政治的道路。在這個時候，很多政治理念的組織紛紛成立，例如滙點、新香港協會、大平山學會、港人協會等。
這些組織已經發展出成熟的政治理念，例如滙點在《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中說：「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應保障香港有一個自由民主，實行自治的政府。」除了政黨，學界對香港問題也有明確的討論，例如香港大學學生會通過一份《香港前途宣言》，認為恢復中國對香港主權之時，應保證「香港有高度自治權，並建立民主政府，由本港全體市民選舉產生……過渡到一個高度自治的民主政體」。 可見八十年代初政治組織模式上仍於初型階段，但是可以她們已經明確的政治理念，在宣揚與討論中，香港主流核心價值漸漸形成，社會間普遍認同民主的追求以及高度自治等概念。
九十年代－香港人嘗試參與政治
八十年代末期，香港內部問題如代議政制的推行與政權移交的日子日近，加上中國內地在1989年發生了影響深遠的六四事件，香港人關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並見證血腥鎮壓的畫面。讓香港人在八十年代初對香港民主美好的構想變成了擔憂與恐慌。於是，香港成立了更多不再停留於意見提交層面的政治組織，有志於參與選舉和著手完善制度的政黨面世。例如在1989年新香港聯盟成立，成員36人；其後香港民主促進會成立，成員有340人；1990年，香港民主同盟成立，成員有540人。
在九十年代這些政黨基於其理念漸漸分化整合為幾個主要政黨：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民協等。這些組織的成立意味著香港人不再是沉默而對政治冷眼旁觀的人民，社會中有一些人願意擔當主導人物去倡導所認同的理念，社會間亦漸漸習慣對政治開放討論氣氛，民間對政治追求漸漸產生熱情，表示有政見的人亦越來越多。
除了政治組織的成立以及宣傳活動的頻繁，直接影響港人公民參與度的，是政治參與的權力有多大。八十年代，香港立法局開始引入選舉成份，以間接選舉的形成進行，在社會間未有形成主流討論。到了九十年後慢慢發展，所有議員均以選舉產生，六十個議席中有二十個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
當時，代議政制的產生並不是源於香港人對民主改革的強烈要求。反而倒過來是港英因為香港即將回歸中國，而急於「還政於民」用以對抗「還政於中」。但無論出發點如何，有論述指一旦湧現了一批民選議員，社會間便像被注入了一股民主參與的動力。《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一書中一針見血地解釋了這個現象：「民眾的政治要求與參與，有一種近乎『滾雪球』的效應，積累了動力，就只會愈滾愈快愈大，不會停頓和收縮。 」這套見解可以充分地解釋到香港人的公民參與度以一種「滾雪球」的效應慢慢升溫，漸漸發展成更廣泛的政治追求局面。
根據1995至1999年一項調查 ，在1999年表示「經常關注」香港特區事務的被訪者有79.1%，而1995年的數據中表示「關注」的比率只有56.1%，再相比起上文提到七十年代尾不足10%的數據表示關注政務，增長是明顯的。香港人的政治參與度自九十年代開始一直慢慢地提升，已經習慣在建制以內的政治活動，例如以投票選出政治代表為自己實現主張，然而會動身以實際行動參與政治的香港人仍是不是主流。
相對於熱烈政治投入的社會面貌，九十年代的香港人亦可以用偏向冷淡的一角來形容，除了投票以外，其他公共事務的討論不容易號召到大部分的香港人。
2000年代－抗命力量崛起
2000年代至2010年代，香港人的公民參與因為種種原因出現了的轉捩點。2003年的七一遊行可作香港整體政治面貌的分水嶺，市民一方面政治意識提高，同時不再停留在建制內的參與，香港人政治參與模式踏入百花齊放的時期。
七一大遊行
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回歸後，香港的經濟與生活狀況出現倒退的現象。回歸後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等。回歸初期經濟便一落千丈，加上經濟泡沫爆破與經濟結構遲遲未能成功轉型，經濟發展明顯比回歸前放緩。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整體滿意度持續下降，對生活的整體滿意程度亦大不如前。加上一系列對政治管治的衝擊於2003年爆發，非典型肺炎的疫情使香港人的社會情緒跌至谷底，同時間，政府卻在香港人對「一國」未有足夠認受基礎下推行廿三條立法。
在零三七一大遊行前，香港社會只是沉累著一種不滿的整體氣氛與情緒。可是，在回歸紀念日爆出的史無前例大規模的七一大遊行，遊行主題為「反對廿三，還政於民」，遊行人數高達67萬5千人，受到到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以及德新社等西方通訊社大篇幅的報導 ，對內是香港人抗爭文化的突破性發展與肯定。
七一效應使中央與特區震驚，政府立即停止對廿三條立法程序，親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大敗。這是香港人抗爭意識高漲之開端，在七一大遊行之後，港府亦意識到香港人的政治敏感度已經提高，逐漸由政治冷感走向熾熱，甚至激進，會身體力行參與政治活動，不能再視香港人為沉默的群眾。
此後，香港社會矛盾點清晰地放在「回歸」帶來的問題，「兩制」的矛盾更加激化，直至現年，參與七一大遊行成為香港人對政府以及中央不滿的重要途徑。由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了民主派對2007與2008年雙普選的訴求後，「爭取普選」一直是各次七一大遊行的重要主題，時至十年後的今日亦未爭取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間對政治的參與並不局限於大小型遊行的參與。自2003年後，以遊行示威的模式表達政治訴求已成為慣例。社會上大小的事項，都會出現規模有大有小的關注團體。除了爭取普選與民主成為主流的政治取向，亦出現了反思「經濟主導型社會」的社區關注人士，著眼於保育與社區生態等議題，代表性的事件有反高鐵運動，保留碼頭，保留菜園村等等，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
另一個很影響八、九十後的政治價值是香港本土理論，以陳雲的香港自治運動為主軸，他在《香港城邦論》一書主張放棄「一國」意識形態，堅持以香港本土為本位，此說得到八、九十後的歡迎，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思潮力量。中學生在反對國民教育事件後，成為了新興的政治群體，代表者為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其著作《我不是英雄──黃之鋒政論集》闡述了他對香港中學生政治運動參與的理想與信心。
香港自治運動的旗幟（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除此之外，亦有越來越多關注不同議題的組織與個別人士站出來表達政治願景，受到廣泛關注的議題包括內地人權問題，新聞自由，性別關注等等，以不同的形容寄望改變香港。
2000年代中後期至2010年代，網絡力量不容忽視。政治議題在網上討論區以及社交網站變得富有彈性，網絡的潛在力量是可以隨時組織無限人群。近年，影響香港政治最大的網路力量是高登討論區與Facebook，不少政治運動是由這兩個網路群體發起。
其中高登討論區是支持香港本土力量的重要陣地，發起多次反大陸人的抗爭活動。又透過二次創作，改圖片、改編歌曲例如《核突支那Style》與《蝗蟲天下》，分別有181,772與1,360,928的觀看次數，是一股嫌惡「一國」意圖形態的強大勢力。
也有很多人也利用Facebook資訊傳播廣泛快捷的特質，不少政治立場鮮明的網路媒體創立後與Facebook掛勾，使資訊等到廣泛流佈，香港獨立媒體網（176,691讚好），House News 主場新聞（248,712讚好），又有只活躍於Facebook的香港人主場專頁（13,449讚好），在網絡得到注視。
網路力量彈性而且不時幽默輕鬆的表達手法，促使政治關注日漸普及，市民亦敢於在網路上表現意見，亦會把網路上的所見所聞帶到日常生活討論，使近年間政治甚至成為了潮流的熱題。而最終，這些網絡力量又會影響到主流媒體的大論述，從而構成政治壓力。總而言之，網路力量是2000年代後的重要政治參與模式與力量。
二零一零年之後－香港命運未明
隨著港人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日漸失存疑，港人對「一國」的抗命越來越強烈，爭取2017的真普選成為了孤注一擲的抗爭，民間發動了各種大型的公民行動，包括公投與佔領中環等，亦出現了七一遊行留守人士被捕事件，政府與人民關係更惡化，各組織呼籲全香港市民對中央表明民主訴求。全國人大常委就香港普選連落三閘，否決真普選，更收緊提名門檻。學界，佔中以及其他社運組織反應強烈，呼籲香港人「全民抗命」，香港可能發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行動……
此文編於2014年9月5日，香港的歷史，就由我們寫下去了。
參考資料
1.陳麗君：《香港人價值觀念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2.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
3.廣角鏡出版社編：《香港未來與繁榮問題》，（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5
4.香港遠東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香港遠東評論社，1982
5.雷競璇：《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87
6.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 2011
7. 黃之鋒：《我不是英雄──黃之鋒政論集》，（香港）明窗出版社，2013
8. 維基百科：七一大遊行
9. 香港特區政府網頁：
（本文僅代表作者之意見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