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APEC會議，中國寄以厚望的「亞投行路線圖」雖然停留在紙面上，但以輸出「過剩產能」為主要目標的「一帶一路」計畫已輪廓清晰。這個計畫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成，東南亞、西北亞與南亞基本上都被囊括在「一帶一路」之中。
馬歇爾計畫
「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正式名稱是「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二戰之後，歐洲各國遭受戰爭重創，經濟瀕臨崩潰。美國為了幫助歐洲盟國恢復經濟，並防止蘇聯和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進一步滲透和擴張，提出此一重建計畫。該計畫於1947年7月正式啟動，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約等於2006年的1,300億美元），為戰後復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計畫推行時，喬治‧馬歇爾擔任美國國務卿，因此命名為「馬歇爾計畫」。
中國為何要實施「一帶一路」計畫？
從2013年以來，中國就試圖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並以此為核心，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量輸出過剩產能，評論者將此稱之「中國版馬歇爾計畫」。不過，與美國馬歇爾計畫相比，無論是實施時面臨的國際環境，還是美國對歐洲日本援助的性質，二者均很不相同，美國主要是援助二戰之後的歐洲、日本等國重建經濟，這種援助有如雪中送炭。而中國是追求回報的投資，向外輸出的是國內嚴重過剩的產能，其他國家對此需求處於可有可無之間。
本文想分析中國實施馬歇爾計畫的動因。經歷十多年圍繞房地產與政府公共工程的高速發展，中國大多數產業都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所謂「產能過剩」（Excess Capacity），即生產能力的總和大於消費能力的總和。中國的產能過剩主要集中於基礎設施（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以及房地產業的上下游產業，如水泥、鋼鐵、平板玻璃、鋁合金等行業。從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陸續公布的檔案中可見，焦炭、電石、甲醇等煤化產業，多晶矽、維生素C、風電設備製造等無不處於過剩狀態。有分析稱，中國已經找不到幾個不過剩的行業了，這種嚴重的產能過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威脅」。
中國的產能過剩，其產生根源可以這樣概括：投資是社會主義的，需求是資本主義的。所謂「投資是社會主義的」，指投資資金主要來源於政府資金或國有商業銀行的資金，投資風險最後轉化為銀行壞帳，卻無需借貸者真正承擔風險，國企老總無須承擔責任，即使是民企老闆，破產後跑路的大有人在；所謂「需求是資本主義的」，即產能要有市場需求，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就會形成產能過剩。 基於以上事實，向外輸出產能，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亞洲國家需不需要中國的過剩產能？
按照中國官方解釋，這「一帶一路」囊括了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按其盤算，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30%左右，很多國家對能源、礦產等資源型行業的依賴頗為嚴重。在產業結構上，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形成了較為明顯的產業層級，且與這些國家在勞動力成本、產業層級上形成了各自的比較優勢。
其於上述盤算，北京認為「一帶一路」前景燦爛。但實際上的情況未必如此。
韓國、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俄羅斯等國當然不屬於工業化初期。這些國家的鐵路、高速公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已臻成熟，不需要大規模接受中國的過剩產能，加上中國的豆腐渣工程舉世聞名，幸運的話，最多有那麼一兩單，比如俄羅斯與中國現在開展能源合作，需要向中國長距離運輸天然氣、石油等等，與中國會有道路、橋梁等方面的建設合作，但畢竟這只是個別國家的需求。
亞洲各國不少需要從它國進口礦產、能源，但中國的礦產能源也高度依賴他國。亞洲國家就算需要，也不必從中國這「二道販子」手中購買，因此，中國只能輸出鐵路、公路及建築材料等大量過剩產能了。問題是，在人均公里里程、鐵路里程上，亞洲各國與中國的落差並不太大，緬甸的人均鐵路里程甚至超過中國。何況這些國家絕大部分都是私有經濟、人口稠密、未開發區域極少，無論是修路還是發展房地產，都不可能像中國政府那樣大量拆遷、徵地，驅趕人口。因此，未來的互聯互通，又能創造多少增量？比如緬甸密松水電站，當初與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簽訂合同的機構是緬甸政府合同商「Asia World」、緬甸電力部。中方自認靠山很硬，斷無不成之理。但該專案一直受到緬甸庫區人民的強烈反對，最後擱淺，損失巨大，2011年9月停工後，這些設備就停放在工地，中國電投每月損失上千萬元人民幣。
印度製造業、IT業並不比中國落後多少，人口眾多，並不需要中國説明建設基礎設施。因此，真需要中國説明的充其量就是印尼、馬來西亞及塔吉克、土庫曼等中亞國家。這些國家也許真如中國所願，需要大量新建基礎設施，可以接收中國的過剩產能。
亞洲國家需要中國的甚麼？
亞洲國家確實需要中國，但需要的不是中國極待輸出的過剩產能，而是中國的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發布《亞太區域經濟前景》報告，對11個出口型亞洲國家對日本以及中國的依賴程度進行對比之後，指出亞太區域經濟越來越依賴於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全部11個出口型亞洲國家都將日本作為更大的出口市場；在2012年，其中有10個國家對中國有了相比日本更大的依賴，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遙遙領先，只有印尼對日本出口了更多的商品。
據《2013年東南亞國家對中國進出口資料統計》來看，無論是農產品還是半成品及原料，東南亞國家的大部分出口都依靠中國市場來滿足，同時也向中國進口電子及機械產品，但其中與建築相關的材料及產品不多。因此，中國希望通過設立亞投行，向外大量輸出圍繞基礎設施與房地產形成的過剩產能，並不現實。中國政府為巴基斯坦瓜達爾港（Gwadar）建設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再通過一系列操作，取得港口的控股權，這種事例不大可能發生在許多國家。
好在中國與他國不同，對外投資的龐大資金主要來自於國有企業（截至2013年為90%），並不計較投資收益。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設立了一個「中國全球投資追蹤」資料庫，追蹤記錄中國企業價值一億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資專案（不包含債券），其中專列有「麻煩項目」一欄，即後期遭到監管機構駁回、部分或全部失敗的專案，根據其紀錄的資料，2005-2012年，中國在海外的「麻煩專案」共88個，總額達1988.1億美元。今年8月，中國方面也承認。中國共有20000多家企業在海外投資，「90%以上是虧損的」，較之前幾年承認的70%虧損又上漲了20%。虧損原因包括資產陷阱（資產評估）、勞動陷阱（勞工權益引起的勞資糾紛）、反壟斷與國家安全問題（前述麻煩專案多由此引起）、稅收、環保、公關等等。
上述消息沒提到國企海外投資管理層的監守自盜是導致虧損的主因。廣州《時代週報》今年9月2日發布消息：幾十名中石油系和中石化系中層官員，早在中紀委收網前已尋機移民外逃到了加拿大、美國、阿聯酋等地，預計因此被外移的資金額度將在200億至400億元之間。
基於中國政府投資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這一特點，考慮到中國過去數次減免發展中國家的巨額債務，「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只要基於是真有需要這點考慮，再施以嚴格的品質監管，這種合作還是穩賺不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