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很多悲慘的事情都是由國家間的衝突所造成，而國家和國界的存在常是衝突的起因。國界的存在也使一些經貿往來受到障礙而降低經濟效率。因此全球化和無國界的世界是不少人的理想。歐盟的建立和歐洲多國間邊界的開放是這種理想目前最高的成就。然而近年某些移民和難民的問題顯示，這種理想也許不是那麼美好，最近瑞典等國恢復邊界檢查可能是無國界思潮的轉捩點。全球化是否仍值得快速推展，也值得再檢討（有關全球化的問題，請參閱陳博志，〈全球自由化像一艘沒有隔間的大船〉，《看》雜誌，102期，亦可參見《看》雜誌本專欄89期和90期）。
國家和邊界，對外來講是侵略別人或抵抗侵略的團結範圍；對內來講則是資源共享和所得及財富等利益重分配政策的範圍。侵略造成敵對和戰爭，國內外有別的國內利益重分配政策，則造成某些經濟效率的下降，因此理想家和可能獲利的人要求要全球化甚至消除國界。然而人類的各種爭戰衝突，並不會因全球化或沒有國界就消失；原先國內重分配機制的破壞所造成之損失，也可能大於效率提升之利益。
世界大同的必要條件：物質不缺、人心無私
歷代的理想世界，不管是孔子的大同世界、老子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的烏托邦、乃至佛教的極樂世界，基本上都是一個物質無缺的世界，而且要人心無私不計較才能存在。但即使物資無缺，感情上兩個人或多個人同時喜歡同一個對象時，一樣會有不足和衝突的問題出現。因此極樂世界還進一步假定沒有性別也沒有感情的問題。比起歷史上具體講出關鍵條件的這些理想世界想法，當代全球化和無國界的主張可說還很草率。
「人心無私」和「物質不缺」這兩條件都不是現實世界所具有，也不是全球化或消除國界就能自然獲得。務實的理想必須明白提出對策，而不是忽略這些問題。
人心無私的假設不僅不合實際，人心無私恐怕也不是目前人類所能追求的目標。從兩千多年前孟子批評楊朱墨翟到現在，絶大多數人類仍既非完全自私也非完全無私。多數人對血緣、位置、文化、思想等方面較靠近的人，可能有較多的關心。因此基於愛心、同理心而建立的利益重分配和共享制度，也常能只限於較近的範圍，如家庭、社區或國家，而不易做到全球無差別的關心和愛心。
因此，各種共享和重分配政策，也可能分別有人們較能接受且能有效率執行的最適範圍，而不是都能全球化。歐盟和希臘危機難以解決的原因之一，是情況較好的成員，並不願把陷入困難的希臘等國放在和本國無差別的利益重分配範圍之內，而要希臘等國人民自己解決困難。
人類不只仍少有無差別的愛心，族群、國家、宗教、文化間意識型態的衝突乃至仇恨，事實上仍然存在。不顧這事實而貿然開放或撤除國界，有可能把國境或境外衝突變成境內衝突，以致反而擴大衝突的機會。歐洲以往接納的某些移民並未能融入社會，反而被有敵意的外在力量所運用，甚至造成恐怖活動。再新增加移民時也無法排除外在有敵意之力量的藉機滲透，而造成未來更大的衝突和仇恨。
若移民的數量不大，逐漸融和的可能性也許較大，移民的數量若一下子暴增，則社會吸納他們的能力常相對降低，不同思想文化對立衝突的機會則會升高。因此歐洲政治領袖在決定大幅接納難民時，思慮恐怕不足。
物質或資源有限的事實，也使全球化和無國界的理想帶有更大的成本。原先由本國人民獨享的公共財及重分配制度會被外人分享甚至傷害，而降低原有人民的利益。資源限制的改變，也會透過市場和價格的改變而影響人民的利益。大量的移民和國際觀光客可能占用了公園，讓交通和觀光景點擁擠，很多原有的生活品質和文化風俗可能被破壞。而原來扶助弱勢者的社會福利和救濟機制，也可能因為更多移入的弱勢者要照顧，而降低原有弱勢者能得到的福利。有些鼓吹擴大移民的人，只看到更多移入者未來可為即將破產的年金和福利制度提供更多收入，而未注意到他們現在就會讓福利政策做更多支出，並分享已不充足的公共財。
很多人以為開放會帶來更多競爭而提高效率造成進步。但更多競爭不一定帶來更多進步。Thinkstock
更多競爭不必然有更大進步
移民提供的更多勞力以及貿易自由化提供的便宜產品，對使用勞力和原料的企業可能是有利的。但工資被拉低的原有勞工及生產被搶走的國內企業則會受害。很多人以為開放會帶來更多競爭而提高效率造成進步。但更多競爭不一定帶來更多進步（陳博志，〈更多競爭不必然造成更大的進步〉，《看》雜誌，138期）競爭即使提高效率，被淘汰的卻常是比較弱勢的企業和員工，甚至使他們失業和失去生存的能力。原先的國境管制和貿易保護等政策，有些其實就是為了保護弱勢所設的重分配機制。撤除了國界，就必須有其他機制和成本來進行必要的重分配。大致說來，因開放和全球化受害的人，特別是禁不起傷害的人，多是較弱勢的人，因此，有不少人就是以正義之名來反對現行的全球化和開放政策。
經濟學雖然在簡化的假設下，可能得到完全開放使整體利益提高的推論，但這些理論也多顯示會有人因此受害。所以，只有在獲利者充分補償受害者的時候，開放在理論上才能說是對整體有利。但事實上這種理論上要做的補償卻多未辦到，甚至在學理上也不知要如何辦到（陳博志，〈政策補貼不能只是空頭支票〉，《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7卷9期，2014年9月，PP.8~11）。而不管全球化或無國界的世界，是否真的比現存的世界好，我們也必須知道，國界的存在已造成很多內外有別的實況。若要由這實況轉換到無國內外之別的狀態，必有很多價格、所得和生產要改變，而有不少調整的成本及至少一部分人的損失。經濟理論和一些政治上和理想化的主張，多只強調理想狀態的好處，而忽視調整成本及對受害者的補償。
由於調整成本和受害者損失的程度，以及前述移民造成的衝突及利益重分配，都和改變的速度正相關，因此縱使相信長期理想狀態比現況有利，最好也要用緩慢漸進的方式來改變現況，以降低調整成本，並讓未得到補償的損失降到更可接受的程度。可是，理想家、政客、以及能得利益的人常較心急，因此可以漸進的貿易金融自由化，往往被快速地推動，問題更大的開放邊界及人口移動也在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被提倡。
歐洲移民和難民所引發的爭論，提醒大家重新檢討全球化的理想及其現實上更適當推動方式。在各種思想文化衝突甚至仇恨仍然存在的時候，適度的國境或其他分隔仍是減少衝突的重要方法。我們要努力減少國家間的衝突，而不要誤以為沒有國界就不會有衝突。在資源有限且不可能平均分配的情況下，重分配也多只能在較小的範圍或國境內有效率的進行，太大範圍的重分配仍得不到足夠的愛心和相互關懷來支持。所以全球化和消除國界的理想，不能急躁地推動，更不能因一部人的利益乃至為了形成超越其他國家的力量而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