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想促使金融機構多支持國內投資，有媒體社論說不是金融機構不支持，而是國內缺少可投資放款的好案子。全國工業總會一再指責國內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等五缺問題；勞工則指責企業界缺少高薪工作機會；一般人常須擔心商人缺德的問題；我也曾指出，各種生產要素中我們最缺的其實是企業家精神。政府埋怨國際景氣不好及未能加入區域合作協定。而政黨和政客也把許多問題推給前朝、藍綠惡鬥以及民粹。這些指責從指責者自己的角度或局部來看似乎都沒錯，但若大家相互指責都沒錯，那也就是說大家都錯了，台灣甚麼都缺都錯，那台灣還有前途嗎？
國家經濟就像一台複雜的機器
台灣如果繼續由這些局部的角度來相互指責或擬定政策，那真的不太有前途。國家到底有缺甚麼，要優先改甚麼，通常要從整體而非個別或局部的角度來看，不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們近年經濟發展政策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缺乏正確而有共識的整體理念，而腳痛醫腳的主張卻非常大聲，甚至成為政策的主軸。
國家經濟像一台複雜的機器，各部分都直接、間接相連，一個零件出問題時，各個零件的運作都受牽連而不順暢。而若只從個別零件的角度來看，通常就是和它直接相連的其他零件動不了或動不順。就算是某個齒輪的軸歪了，從該齒輪的角度看也是相接的另一個齒輪的位置偏了。如果只因該齒輪的聲音特別大，就拿鐵錘要把另一個齒輪「敲正」，機器可能會壞得更嚴重。
要修好機器，我們最好要先看整台機器的設計，看它順利運行時各零件該有的位置和狀態，而把各零件修回正常的狀態，不是只把某個零件調到讓相接的零件滿意的狀態。拿不到原先設計圖時，我們至少也要仔細看一下所有相關零件，看是否有斷裂或鬆脫等等由客觀的道理也可找出的問題，而不必急著依某個零件的位置就調整其他零件。
台灣經濟因為長期以來對一些外在變化未能及時調適，而政策和人民的努力也有些不當之處，因此出問題的地方不少。透過經濟體系的相互牽連，就會出現到處都有問題，別人都不對的這種可以相互指責和推責任的現象。每件沒做好的事，當事人幾乎都可以找到別人或制度政策未能配合好的現象，而不必檢討自己的責任。這種推卸責任的說法只要夠漂亮，社會其他人也可能群起指責這些直接相連的因素或齒輪，而在這些直接相連因素之外真正出問題該負責任的因素也樂得逃避其責任。
國內人才問題，究竟是企業自己沒競爭力、不願付高薪，還是大學教育、大學數量等教育問題？恐怕沒有明顯答案。Thinkstock
台灣低薪問題該怪罪誰？
舉例來說，企業界常說國內人才不足或不好、不合用，所以他們不願高薪雇用員工，甚至不願在國內投資。但員工這邊也認為很多企業不長進，沒有國際競爭力，只知剝削員工，所以不能也不願付高薪雇用人才，以致國內工作機會不夠。光要釐清這兩個齒輪到底是那個出問題已很困難，而各齒輪背後還有更多原因。
人力之能力不足近年常被說是因為大學太多，但很多大學未能給學生好的教導，很多教授的學問或教學內容不當也是重要原因。這也被一些人認為是學費和教授薪水太低所造成。這原因還可以一路再追究下去，也可以由另一路說人才不夠是因為僵化填鴨式的教育所造成，而其原因之一則是以前大學太少，現在優質的中學仍不夠。當然也有人說問題還是在企業，因為很多人才到國外都可得到高很多的薪資，而企業不好也有很多原因和證據。
一個低薪的問題就可以有這麼多和更多的因素可以怪罪，於是大家都可以找一樣來推卸責任，政府好像也可以隨便找一樣因素來改革當作政績，當然批評者也可以藉主張其他因素來說政策不當。例如最近行政院提出七大優惠要延攬國際人才，似乎就是偏向認為我們壞掉的是人才這個齒輪而非企業。假設本國人才和外國人才差不多一樣好，給外籍人才的租稅優惠就等於是對本國人才課較高的稅，也就是鼓勵企業多用外國人才，而本國人才則只能怪自己生錯地方且不願外流。但政府似乎不太可能故意虧待本國人才，所以政策背後的政府想法較可能是本國人才普遍不如外籍人才，所以才要以優惠來吸引外籍人才。但事實如何恐有許多爭論的空間。
目前台灣金融業的齒輪似乎構不到創新產業，金融業的齒輪位置和大小即融資方式或該有所改變或創新。Thinkstock
台灣金融業未能支援國內投資？
前述某媒體為金融業未能支援國內投資開脫的說法也一樣太簡化，其中說：「目前創投業者不是募不到資金去投資，而是找不到好的投資標的」，「若是有好案，陷於資金過度充裕困境的銀行業者，會捧著鈔票來排隊貸給優良企業」，甚至說：「笨蛋，問題不是出在沒有資金，而是出在沒有好案子」。
這些說法都是從現有金融業者的角度來看問題：我的齒輪一直想轉，是你們的齒輪偏差了而沒對上我的齒輪。但金融業的齒輪即使仍在轉，就一定沒有偏差嗎？銀行以前被批評為當鋪時，也一樣很努力做放款，有好的案子也就是有好抵押品的案子他們都很樂意幫忙。但現在大家都知道只開當鋪或只用當鋪那種齒輪無法讓現代經濟轉動。
我們現在要思考的，乃是目前金融業的齒輪似乎構不到創新產業，因此金融業的齒輪位置和大小即融資方式是否該有所改變或創新，而不是用既有業者的齒輪位置或經營態度，而說那些創新產業的齒輪位置都對不到我的齒輪，所以都不是好案子。
前面機器的例子提到，當機器不只一個地方出問題時，我們就不能隨便以某個齒輪為基準而調整別的齒輪來配合它。台灣經濟很多地方都有故障，更不能隨便以某一個產業或某一類人士為基準來訂政策，特別是不能隨便以聲音最大的企業家或其他利益團體為基準。
機器壞了好幾個地方時可找原來的設計圖來修理，但國家經濟不只沒有一個公認的設計圖可用，隨著時間和外在環境的變化，適當的經濟社會結構也一直改變，因此當社會經濟很多地方同時出問題時，就更難有公認的修正方式。多數利益團體都會因以自己為基準來改變別人而得到較大的利益，所以大部分人都會大聲指責別人。
國家社會要成功改革而繼續發展，就須依照未來對國家社會較好的整體結構來調整，而不是照過去的結構甚至照個別利益集團的角度來調整。這乃是國家領導者的主要責任。
以前述金融業投資放款的問題為例，我國未來明顯應該發展更多創新型的產業，因此我們就要看金融業這個齒輪現有的制度、產品、能力和心態，能否為這新形態的產業發展服務。如果不能，這齒輪就須調整，而不是像某報社論那樣用舊齒輪的角度去指責沒有好的投資案。
至於投資或企業的齒輪這邊的投資案若也不合未來發展，例如有些企業人士仍只求壓低成本甚至用缺德的方式生產，那我們也必須檢討如何改善企業和投資這些齒輪，包括扶植出新的企業家和產業。而這又可能需要金融業的支持，也就是可能要金融業的齒輪先在適當的位置轉動，新企業和產業的齒輪才能動起來，而不是要新企業和產業先動起來，金融業齒輪才為了賺錢而湊上去。
政府和領導人的責任為何？
領導發展和改革的政府，必須要對國家經濟這台大機器未來適當的架構有個明確的構想。政府或領導人首先要想清楚這台機器運作的目的是甚麼。這當然主要應取決於民意，但也有一部分是領導人的智慧和遠見。全民目的不一致時也須賴領導人的領導魅力和溝通能力來協調。而在既定目的之下要具體怎麼做，依賴的則是客觀的學理和事實。政府官員不能自以為是甚至傲慢一意孤行，而要虛心聽大家的道理，才能找出正確的做法。有這樣由民主和科學精神構成的國家發展藍圖，才能使國家不陷入無窮的相互指責和不斷的政策搖擺之中。
這樣的藍圖當然不可能像機器的設計圖那樣甚麼都畫清楚，而外在環境改變時其內容也該改變，因此我們無法有一個從此不再有爭議或相互指責的詳細藍圖。政府和領導人需要的是一個不太需改變的大架構，再加上一些權責或相互關係分割的相當明確，而其內容較能經常討論改善的局部設計圖。而出現爭論或有問題要解決時，再依這藍圖和相關的事實及學理來研究討論該調整哪些齒輪或該採取甚麼政策。我們若沒有這樣整體構想且分工清楚的國家藍圖，也不願或無能經常做客觀的道理溝通，交相指責的情況就難避免，社會就會掉在這互推責任的陷阱中而難向前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