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我在《明報晚報》的專欄寫到1980年底。但是天無絕人之路，來香港幾年，逐漸認識中國回流香港的媒體朋友，最早認識的是辜健，馬來西亞僑生，他在《新報》編新開設的中國版，邀請我寫不定期的專欄，他喜歡變花樣，於是我用林念、周坦、林尖等筆名寫了「民主牆」、「風雲人物」、「人物素描」、「特區動態」、「大陸生意經」、「知無不言集」等不定期專欄。
辜健是學文學的，並不喜歡政治，但是生活所逼，也得從事這一行。我與他最「深交」的一次談話，就是討論寫政治文章的風險，後來得出一個結論，不要怕東怕西，下決心就去做，要做「反革命」，就做大一點，否則成不了事。但是政治並非他的愛好，所以最後因為所學「專業」而做「反革命」的是我。
後來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蘇州人吳偉華擔任《新報》副刊編輯，我在那裡開了每天一篇的專欄，開始欄名是「彈嘆譚」，筆名是海木（上海阿木林），寫了多年。1990年代再用凌鋒的筆名寫「界內界外」專欄幾年。《新報》換了好幾個老闆後，終於在2015年7月12日停刊。
寫政治專欄
在這期間，我在《明報》蔡炎培主編的副刊以周懷的筆名寫了一些散文，不過少之又少，因為那裡是人們搶投的園地。進入《中報》以前，已經與傅獻堂比較熟悉了。因為他們需要人而我一時來不了，後來就推薦我太太去做中國版。她對媒體認識很少，對政治也不感興趣，但是為了生計，雖然身體不好，她還是上班了。我在下班後趕來幫她做，因此她主要負責中國版的校對工作。我也寫相關專欄，從1980年9月1日開始，用「林念」的筆名每天寫一篇「人物」專欄。當時中共政壇因為要清算文革而人事大動盪，尤其大批老幹部平反復職，我對他們的生平與文革的遭遇相當熟悉，因此每天有東西可寫。到了第二年，改為比較靈活、不限於人物的「新聞述評」，再後來用王山筆名寫《長城內外》專欄。
為了寫政治專欄，我也下了不少「投資」，買了許多參考書與政論雜誌。其中最重要的是買了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共人名錄》，定價美金四十元，加上運費，似乎接近五百港元，是我的月薪三分之一。又買了黃震遐編著的《中共軍人誌》。我除了個人訂了北京出版的《新華月報》，還訂了好多年台灣出版的《中共研究》雜誌，但是我主要並非看他們的評論，而是關注裡面報導的台灣監聽中國地方電台的相關內容，尤其人事。對中共的觀察，最重要的是人事變化，因為「幹部決定一切」也。隨著經濟情況逐漸好轉，我買了許多工具書，以後我的寫作，都是靠自己的小圖書館，不必依賴他人。
那時的《中報》地點在灣仔告士打道，馬師道與杜老誌道兩個路口之間，離開新都城的家不遠。兩個人都上班，經濟狀況好了一些，但是因為下午與晚間上班，就少了與小孩子接觸的時間，對功課的監督少了，也還沒有能力去請補教老師。
擔任副刊編輯
1982年，我正式進入《中報》，編副刊，也就是具有香港特色的幾百字小方塊專欄副刊，位置固定，比較好編。其他時間幫助太太編中國版。當時編輯月薪1,500元，另外給我寫每天一篇的副刊專欄，每月700元。這是我有每天一篇小方塊副刊專欄的開始，內容海闊天空。專欄定名為「無為集」，因為我欣賞老子的放任無為，用的筆名是「林樺」，比較接近真名，希望有比較固定的筆名來逐漸打響名號。我在《中報月刊》也有每一期的專欄，筆名是「馬木」，暗批中共的「不仁」。
《中報》後來也有台灣式的副刊，接納比較長的文章與詩詞，也由我擔任編輯，自然有些「請託」的稿子，不過我很謹慎，不能因為講人情而敗壞水準。請託的多為中國來港的僑生。其中用過當時在《人民日報》任職的徐剛（六四後曾流亡法國，但也有很大爭議）。自動投稿的有後來出任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的顏純鉤（慕羽）的文章。
因為擔任副刊編輯，也認識一些香港土生土長與上海南遷香港的專欄作者。當時稿費高低看名氣大小，所以老闆請不起大名氣的。南下文人中有過來人、鳳三等作者，已經垂垂老矣，靠這些微薄的稿費維持晚年生活。由於他們寫的有許多都是上海的陳年往事，也在各報有許多重複而逐漸過氣被淘汰，後來聽聞過來人還曾因為希望留下專欄維持生活而給編輯下跪，聞之唏噓，也為自己敲下警鐘。
也在這一年，認識了《星島晚報》的文壇前輩董千里，他是副刊編輯，因此我也用不同筆名寫不同文章，「周懷」政治性，「浮生」是散文，「木佬」寫怪論。這期間，還有《財經日報》創刊，負責人是來自《明報》的黃揚烈，我也寫過幾篇，報紙沒有維持太久。黃揚烈後來進入《經濟日報》。因為編副刊，也認識了李默。她從事電影評論與宣傳工作，負責找些作者觀看即將上映的試片，我是外行，也缺乏知名度，她沒有嫌棄，經常通知我去看。她是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因此可以用普通話與我溝通。據說有的娛樂版專業作者會收紅包，但是我從來沒有，因為是外行，即使寫些電影評論，也是在副刊專欄而非娛樂版的專業評論。聽聞即使電影差勁而無法稱讚，也得在電影下檔前一天才批評，避免影響票房。我看過好幾部台灣電影的試片，例如《玉卿嫂》、《竹籬笆外的春天》等，也寫影評。有一次梁英明來香港，我還帶他看了《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的試片，他很高興，那時在中國是沒有機會看到的。
接觸台灣編輯
《中報》後來辦美國版，有的版面在香港編輯，因為香港的人工比美國低。於是我被調去編美國版的副刊。美國《中報》的班底都是台灣人，因此我得以接觸一些台灣人，副總編輯李義仁從美國紐約來香港坐鎮。香港是廣東話的世界，尤其是「報紙佬」，他與我可以用普通話溝通，我也協助他與香港本地的報人溝通，因此我們接觸較多。《中報》總編輯俞國基從美國來香港考察多次，我們也交談甚歡，尤其他講話風趣，不時爆出傅朝樞的笑料，例如傅為了說明他比查良鏞更受鄧小平重視，老是指著手錶說鄧小平接見他的時間比查多了幾分鐘。其實這不就是中共利用人性中「爭寵」的劣根性對媒體進行「分而治之」的統戰手段嗎？
在編美國副刊的過程中，我了解了一些台灣的文化界情況，例如台灣的鄉土文學，第一次接觸到楊逵的名字。我也在美洲版的中報寫專欄，介紹香港，筆名「孫耳」，取「順風耳」的諧音。我還在副刊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介紹中國作家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那是難得描述中國經濟改革起步的作品。張潔是我在人大的同屆同學，不過她讀的是計劃統計系，當時並不認識她。在香港《大公報》工作、也是人大僑生的薛瑞珍是她同學，所以我也了解有關她的一些資訊。
我的同班同學蘇叔陽也在差不多時候寫了《丹心譜》（歌頌周恩來）而出名，我也在《明報》副刊寫了介紹他的短文。俞國基、李義仁在1983年離開美國《中報》，去了美洲《中國時報》，我也跟著在美洲中時以「李明」的筆名寫評論香港的專欄。後期在美國的《中時周刊》寫評論，用的是在《信報》的筆名「凌鋒」。這些都讓我存了一些美元稿費，但也被香港新華社扣上「台灣背景」的政治帽子。
我在《中報》工作最重要的是接觸了台灣黨外思想，因為俞、李都是同情台灣黨外，批判國民黨的專制制度。當時我在香港與右派關係不錯，因為有「反共」的共同點，但是並沒有因此就敵視黨外，只希望台灣能團結抗共。
在《中報》時，內部有規定國民黨有五個人不能罵，共產黨也有五個人不能罵。因為一直賠本而不斷改版，越改越失去讀者，香港《中報》先關門。後來傳說美洲《中報》還接受中共的金援，六四後站在中共屠城立場也不奇怪了，以致在美國也失去讀者，這是後話。傅朝樞去世時，我已經移居紐約，到底有一場賓主關係，雖然本人與他不認識，但是與傅獻堂與他的幾個妹妹都熟悉，所以參加他的告別式，見到傅家幾位兄妹，他們自是感到意外。從此進一步改變了我的命運。（未完待續）
